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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连仲自传(32)打鼓的人竟然是我的父亲

2012-09-30 11:17 抚顺广播电视报 王连仲 1763
时间进入1978年12月中旬的一天,抚顺地区纷纷扬扬地下了整整一夜的雪。翌日清晨,雪霁天晴。太阳升起来了,将洁白、恬静的山川、田野、屋舍,染上了一层玫瑰色。高尔山南坡有片槐树林,成双成对的喜鹊,或站在枝头...

打鼓的人竟然是我的父亲

——自传《我的人生之旅》之三十二   

    时间进入1978年12月中旬的一天,抚顺地区纷纷扬扬地下了整整一夜的雪。翌日清晨,雪霁天晴。太阳升起来了,将洁白、恬静的山川、田野、屋舍,染上了一层玫瑰色。高尔山南坡有片槐树林,成双成对的喜鹊,或站在枝头喳、喳、喳地鸣叫,或展动黑白相间的羽翼,互相追逐着、嬉戏着,将晶莹剔透的雪花抖落了下来。浑河,这条抚顺百姓深情依恋的母亲河,虽然已经结冰,但依然蒸腾着袅袅岚气,随着时间的转换和朝霞的辉映,也由乳白变为淡黄,再由绯红变为绛紫……

    瑞雪丰年,喜鹊登枝,紫气东来,玉树临风,这一个个美丽如画的场景,预示着幸福、祥和、美好的生活,正在向着我们平民百姓款款地走来。

    果然不出所料。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召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如果说1948年末中国人民获得是人生的解放,那么这次获得的是思想上的解放,生产力的解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完全可以与党的一大、遵义会议、七届二中全会一起载入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中共中央为刘少奇、彭德怀、陈毅、贺龙、陶铸等遭受残酷迫害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平反昭雪;北京市委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并定为革命行动;决定摘掉所有“四类分子”的帽子,同时享有公民的一切权利。也就是说,全国54万名“右派”得到彻底纠正,至少2000万家庭出身不好的人,结束了长期受人岐视的生活。从此,“社会成分”、“家庭出身”退出历史舞台,以后填写履历再也没有“成分”、“出身”这样的栏目了……

    1979年春节是一个万众欢腾的节日。鲜红的对联,脆响的鞭炮,欢快的锣鼓,火爆的秧歌,人们被压抑太久的情绪,一下子如瀑布般倾泻出来。我和迎春带着一双儿女,回到家乡抚顺县大柳公社三家子生产大队,给父亲及几位长辈拜年。那是正月初三上午,真是“腊月里还有个小阳春”,太阳明晃晃的,天气暖烘烘的,雪地上散落着鞭炮的碎屑,空气中弥漫着喜庆的味道。刚走到村头,就听见铿锵有力的锣鼓声、轻脆嘹亮的锁呐声。我们来到当街,只见全村家家户户张灯结彩,男女老少一齐出动,穿着五颜六色的衣裳,扭起东北大秧歌。我的弟弟、妹妹,以及好多乡亲,正在踩着鼓点,情不自禁地扭啊,跳啊,浪啊,“卖呆儿”的人个个脸上挂着开心的笑容。

    我突然发现,那位打鼓的老人,竟然是我年近七旬的父亲。只见他老人家穿件羊皮棉袄,腰间系着一条布带,前襟两三个纽扣均已打开,狗皮帽子挂在鼓架的立柱上,一手握一根鼓槌,目视前方,甩开双臂,十分用力地击打着牛皮大鼓,发出节奏欢快、震耳欲聋的声音。我的心被强烈地震撼了:我的父亲从来没有这样高兴过,是党的好政策使他看到了希望、幸福和欢乐!

    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我们家吃不饱,穿不暖,住着四处露风的房子,过着贫穷窘迫的生活。再加上在政治上“低人一等”,思想上显得格外压抑和郁闷。我的父亲只能规规矩矩,不能乱说乱动。只要大喇叭一声喊叫,无论刮风下雨,还是天寒地冻,父亲就得到各个生产队送通知。每天早晨,还要拎把扫帚扫大街,甚至挑两个铁桶挨家逐户收集尿液。父亲不仅自己身心遭受痛苦,而且还株连几个子女。当时我们兄弟姊妹五个,完全被剥夺参军入伍、入党入团的资格,就连升学做工、谈情说爱也受到制约和限制。现在突然解除了拴在头上的“紧箍咒”,我的父亲怎能不大喜过望,我的弟弟、妹妹怎能不笑逐颜开呢!

    这个春节我们一家过得团团圆圆、喜气洋洋。我还插空儿到表弟罗纯夫家和小叔王者谦家探访,亲自感受普通农民家庭生活改善的情况。纯夫住在东街的一个独门独院里,我推开门,他便迎上前把我让到炕头,又是沏茶水,又是捧花生,忙得不亦乐乎。纯夫不单是个种地能手,还是个宰猪把式。我俩没有客套,也不用寒喧,便小胡同赶猪——直来直去地攀谈起来。我环顾一下箱柜、被格、摆设,有些惊喜地说:“纯夫,看得出来,今年你家变化不小啊!”他不无自豪地说:“大哥,不瞒你说,俺家也就能算个中等。”他给我削了一个苹果,接着说:“这个年可把我累得够戗。”我有些糊涂了,急切地刨根问底:“怎么,过年还累成这样?”他一边掰开手指,一边计算着说:“自从去年一进腊月,找我杀猪的往少说也有二十多家,就是一天杀一口,一直忙到大年根儿,你说累不累!”看得出来,纯夫话语里充满着骄傲。是啊,乡亲们日子过好了,那不是越累越高兴吗!

    王者谦家住在公家生产队,距离三家子也就一箭之地,我一边走路一边欣赏旁边的景致,眨眼功夫就到了。我把在他家的所见所闻,写了一篇小通讯,标题是《苦恼人笑了!》。为了重温当时的情景,现将全文照抄如下:

    抚顺县大柳公社公家生产队,有个木匠名叫王者谦。他既是我的同学,又是我的远房叔叔。以前每逢春节回乡探亲,我都要到他家串门,今年正月初三,我踏着山路的积雪,特意去看望他。

    小叔从小右腿残疾,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36岁才娶上媳妇,老婶也是一个残疾人。不过老叔心灵手巧,有一门精湛的木匠手艺,盖房子、打家具、做车棚,样样精通。

    可是,“四人帮”横行那阵儿,他可受罪了。记得1975年春节,我去探望他。一进屋,老叔坐在炕沿上唉声叹气,老婶站在一旁直抹眼泪。一间半破草房像个五风楼,两个小孩的手冻得通红……

    我向他们打招呼:“老叔老婶过年好!”老叔苦笑着说:“哎,啥过年,是过‘蔫’吧!”接着,他向我倾诉着不幸:“我拖着一条瘸腿,非逼着我跟着大帮干活,一干木匠活,就给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再说家家穷得要命,谁打得起家具?”我环顾了一下四周,只见墙角放着的工具箱,落着一层厚厚的灰尘……

    我一边走路,一边回忆,不知不觉,已经走到老叔家了。我推开虚掩着的的房门,一股热气扑面而来。老叔正在收拾木匠家什,老婶手握菜刀“梆梆”地剁着肉馅,准备包饺子,两个孩子打扮得像模像样。他们看见我来作客格外高兴。吃饭时,我们爷俩借着酒兴唠着体己嗑。老叔悄悄地告诉我,有残疾的手艺人,一年净挣五六百块,吃饱穿暖一点也不犯愁。他指着窗外庭院里堆放的一垛红砖说:“再过个一年半载,我就把这一间半破草房扳倒,盖三间砖瓦到顶的新房。”说完,他端起满满一杯酒与我碰了一下杯,扬脖一口喝了下去,然后抿着嘴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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