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连仲自传(44)“无冕之王”的尴尬遭遇

王连仲自传《我的人生之旅》之四十四

“无冕之王”的尴尬遭遇

    或许有人以为，新闻记者走南闯北，风光无限，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甚至历来尚有“无冕之王”之说，似乎记者与皇帝平起平坐，只是没有那顶皇冠而已。

    现在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人们：此言差矣！新闻记者这种职业不仅没白天没黑夜，风里来雨里去，而且还存在一些风险。在炮火连天的战争年代自不必说，就是平时也会遭遇意想不到的突发事件，而受到身体和精神的伤害。因而，新闻记者与采煤工人、高空作业工人一起，被称为“高危职业”，这也就一点也不足为奇了。

    那是1987年底的一天晚上9点多钟，天空飘着稀稀落落的清雪，凛冽的西北风紧一阵慢一阵地刮着。我同摄影记者高永林、通讯员傅振和，乘坐北京吉普行驶在从新宾、清原采访归来的路上，我坐在副驾驶的位置，见天色已晚，风雪交加，便向司机王作远建议道：“王师傅，今天在南杂木镇凑合一宿，明天早晨再走吧！”老王回答说：“你尽管放心，我一踩油门，保准一个钟头到家。”老王比我年长几岁，平时我们经常一起出门，他这么一说，我也就不好再说什么。北京吉普的喇叭鸣叫着，身躯摇晃着，帆布车篷瑟瑟发抖，总算过了险象环生的红旗岭，我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心想，这回可算万事大吉了！汽车经过哈达村，白雪把道路映得格外明亮，行驶的速度明显加快了。

    突然，我很远便发现前方道路中间躺着一个人，另一个人坐在路边标示里程的石桩上。当汽车绕过躺着的那个人时，我见他一动不动，便以商量的口吻说：“王师傅，这个人可能有病，咱们给送医院去吧！”老王很不情愿地把车停在了路边。说时迟，那时快。只见那两个人“腾“地跳将起来，撒腿就朝汽车跑来。我下车一看，原来是两个小伙子，满嘴喷着酒气，说话也语无伦次。啊，他们根本没病，只是两个醉汉。于是，我急忙上车，催促道：”王师傅，咱们赶快走吧。”老王刚把汽车发动开走，其中一个小伙子扳住车窗，整个身体随着汽车向前“哗哗”地滑去。老王生怕发生危险，只好把车停了下来。这个小伙子打开车门，一把将老王拽下车，另一个小伙子也凑了上来。这个时候，我们都下了车。他们一边骂骂咧咧，一边推推搡搡，任凭我们如何解释、劝说，他们一句也听不进去。原来距离这个位置不远，有一个叫大猪圈的堡子，隶属于上章党村管辖。此时已是夜深人静，堡子里二三十号人循着声音包抄过来。其中一个大汉对着我的脸就是一拳，我猝不及防，一个趔趄差点倒在地上，只觉得右眼胀痛，直冒金花，视线有些模糊。我为了防止事态扩大，便向同事下了一道“命令”：“咱们谁也不能还手！”他们依仗人多势众，对我们这几个“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的人，毫不留情地进行围攻谩骂、拳打脚踢。司机老王当过侦察兵，趁混乱之机，从雪地摸进村里，把村主任找来。这时，有一个人更为无理取闹地提出：“我的皮夹克丢了，你们得给按价赔偿！”我心想，今天是秀才遇到了“兵”，有理也说不通，应当尽快离开这是非之地。我一口答应：“行，你说多少钱，我马上就赔！”我一掏钱夹，这才发现那本宝贵的记者证，便急中生智地举起心爱的绿本本，高声喊道：“我们是抚顺日报的记者，如果还不赶快住手，你们将对严重后果负全部责任！”说不上是这句话起到威慑作用，还是村主任的极力劝解说服，事态总算平息下来。

    我们几个重新坐到车上，老王强忍着剧痛，两手艰难地把着方向盘，向着抚顺市区方向驶去。刚才老王被一脚踹进壕沟里，身上滚得像泥球似的，上海牌手表也不翼而飞，这阵儿只觉得头痛得厉害，一阵阵恶心；小高被打得牙齿松动，牙龈出血，嘴唇肿得老高；小傅也是鼻青脸肿，一只胳膊酸痛抬不起来；我的右眼乌青、肿胀，只剩下一条细缝，看东西模模糊糊，中山装上衣也被撕扯得支离破碎。我们互相看着对方丢盔卸甲、狼狈不堪的窘相，真是有些哭笑不得。无奈，委屈，怨恨，一齐涌上心头。

    此刻，我们四个人都感到精疲力竭，嗓子冒烟，全身像散了架子。再加上这般模样也不好见领导、家人，于是，我决定到我的同乡、章党镇镇长张永来家休整一下。当我们走进张镇长家门时，他和妻子大吃一惊，赶忙给拿点心、烧开水、消冻梨，忙活了好一阵儿。我们简单地清洗了手脸，包扎了伤口，把一盆冻梨都给“消灭”了。我们告别了张镇长一家，又坐上车向抚顺矿务局医院方向驶去……

    这一事件惊动了抚顺日报社以及市、县公安局的领导。经过缜密的调查取证，很快将为首的5个村民给予严肃的处理，同时也还原了事件的真相。原来那两个小伙子在章党农贸市场销售猪肉，经过工商和防疫部门检验，发现他们所出售的猪肉中有“痘”，便给予罚款处理。于是，他们恼羞成怒，凭借酒劲，企图在路上堵截工商所的车辆，予以报复。谁知，我们乘坐的汽车与工商所的汽车外型极为相似，便酿成了这起骇人听闻的殴打记者的恶性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