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为何能做到唐太宗都做不到的事情(4)

　　关于管理和法律，各种版本的《大清会典》（1690、1732、1764、1818、1899年）是重要的基础史料；更为珍贵的是《大清会典则例》（1764年）和《大清会典事例》（1818、1899年）。有用的补充材料是清代掌管蒙古事务的理藩院出版的《理藩院则例》（1789、1817、1826、1841和1908年）。实际上，第一个版本在1789年之前很长时间就以《蒙古律例》为书名广泛出版和流传了。这些律例的蒙文和满文版也出版了，蒙文版《理藩院则例》（　ada　aduMong　ol-unt？r？-yijasaquyabudal-unyamun-uqaulij　il-　nbiig）对确定正确的词汇有很大的价值。要追寻蒙古贵族在清代的谱系，另外一部官修书籍是很有用处的，即《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还有它的蒙文版　ada　aduMong　olQotongayima　-unwangg　ng-　d-uniledkelastir）。这是一部谱系著作，有好几个版本。

　　就蒙古方面而言，两部律例有助于我们了解北部和西北蒙古人在归顺满族人之前和归顺后的一个短时期内的情况：（1）1640年的卫拉特—蒙古法典《三旗大法典》及其补充史料——K.F.戈尔斯通斯基编译的俄文版《1640年卫拉特—蒙古法典》（圣彼得堡，1880年）；（2）1709年的《喀尔喀法典》及其补充材料——C.纳顺巴拉珠尔编的《喀尔喀法典》（历史巨著丛书，第2辑，第1部；乌兰巴托，1963年），由策？扎姆察莱诺翻译的俄文本《喀尔喀法典》也已出版（蒙古研究丛书，第1辑，第1部；乌兰巴托，1959年）。

　　未出版的清代蒙古档案可在世界各地的档案集中找到。比较重要的有：（1）由列宁格勒的远东研究所收藏、由L.S.普奇科夫斯基编目的《东方学研究所所藏蒙古、布里亚特蒙古和卫拉特手稿与刻本目录》第1卷《法律史》（莫斯科—列宁格勒，1957年），特别是第171—220页；（2）由马尔堡的西德图书馆和德国其他图书馆收藏、由瓦尔特？海西希和克劳斯？萨加斯特编目的《蒙文手稿、旧版书和地图》（《德国收藏东方手稿目录》第1卷，威斯巴登：弗朗茨？施泰讷，1961年），第290—313、337—446页；（3）位于哥本哈根的丹麦皇家图书馆的蒙文文献目录不久将由瓦尔特？海西希出版；（4）入选东京东洋文库，由尼克拉斯？波普、郝理庵和冈田英宏编目的《东洋文库满蒙文献目录》（东京—西雅图：东洋文库和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64年），特别是第183—188、232—260页（满文档案尤其重要）；（5）位于乌兰巴托的蒙古人民共和国中央档案馆、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历史委员会、国家图书馆等三个单位无疑收藏有最大数量的有关清代蒙古事务的满文和蒙文档案。蒙文档案没有目录索引，但出版了一些档案选编，例如，O.西米德：《青衮杂卜（1756—1758年）领导的北蒙古独立斗争：原始档案选编》（乌兰巴托，1963年）；S.纳楚克道尔吉和C.纳顺巴拉珠尔编：《四盟均税政策档案》（历史巨著丛书，第3辑，第2部，乌兰巴托，1962年）。利用这些蒙文档案撰写的一批专著已经出版：M.桑斋多尔吉：《18世纪中国人的借贷贸易在喀尔喀的经营和繁荣》（乌兰巴托，1963年）；C.纳顺巴拉珠尔：《北蒙古对满族清王朝承担的责任和义务，1691—1911》（乌兰巴托，1964年）。国家图书馆的满文档案已由L.米西奇编制了很好的目录索引：《国家图书馆满文书籍部满文书籍目录》（蒙古研究丛书，第1辑，第29部，乌兰巴托，1959年）。当然，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尚有大量关于蒙古事务的汉文、满文和蒙文档案，但我们对这些档案的情况一无所知。

　　17—19世纪的蒙古编年史常常可当作确凿的证据加以使用，特别是早期的编年史，它代表着与其他汉文和满文史料不同的传统。瓦尔特？海西希在《蒙古的家族和基督教会发展史》（2卷，威斯巴登：哈拉索维茨，1959、1965年）一书中对这些编年史做了很好的概述。

　　19世纪的两部珍贵的中国二手史料应该在此提及：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22卷），是一部清代蒙古人编年史；张穆：《蒙古游牧记》（16卷），是一部分析大清帝国蒙古人口分布情况的著作。

　　研究清代蒙古人的大部头专著只有一部：田山茂：《清代蒙古社会结构》（东京：文京书院，1954年）。这既是一部很有价值的专著，又是帮助我们了解日本学者关于这个课题的无数研究成果的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