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黄维将军的一段情(2)

　　黄维的痔疮病治好后，心情明显地转好。刚来的时候，他碰到管教人员能躲就躲，躲不起来就站在一边不理不睬一副互不相干的样子。但自从到抚顺后，经历的变化，使他终于明白了政府和管教人员的良苦用心，所以思想变化很快，学习和工作热情有了质的飞跃，没事的时候，他就看所里为他们准备的学习书籍和材料，黄维的思想一步步向党向政府靠拢，有时他还主动请缨干些力能所及的活。作为他的管教，看到他的变化，我由衷地感到高兴。

　　一天，我把黄维叫到办公室，问他最近学习怎么样，有什么想法没有。黄维思考了好一阵儿，最后显然是鼓足了勇气，对我说：“我在北京研究了２０多年的‘永动机’，一直没有试验，我想请求政府同意我试验‘永动机’。”我有些为难，因为黄维研究“永动机”的问题，一直被人认为是不接受改造的具体表现。从１９５０年开始，黄维因此事受到多次批评。专家们说，按照机械学、力学原理，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事。因为根据能量守恒定律一种能可以转变成另一种能，但不可能造出没有能量而永远自动的机器，这是违反定律的幻想。但黄维仍固执地认为，如能把“永动机”试制成功，那么这部机器可以永远自动运转，这是一项可以改变世界工业的革命。

　　为了不让他好不容易才培养起来的积极性受到打击，在我的请求下所里决定支持他搞“永动机”的研究。当我把这一消息告诉他后，他非常高兴，很快就把设计图纸和试验计划写了出来，然后利用电机厂的材料把“永动机”造了出来，但“永动机”却没有“永动”。在事实面前，他承认了失败，但他表示还要继续做试验。他说失败中孕育着成功，任何一项发明都是经过千百次失败才成功的。在后来的改造中黄维一直很乐观，每天有说有笑，写了许多回忆材料和对人生观世界观改造的心路历程。后来在一次全所“学习马列、毛主席著作体会交流大会”上，还作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典型发言。黄维在管教人员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下，与共产党之间的隔墙已轰然倒塌。

　　１９７５年３月１９日，这天早晨，所里宣读了最高人民法院的特赦令，宣布释放在押的全体战犯的好消息。黄维和其他战犯一样既高兴，又流露出对这里的留恋——因为这里是他们新生的摇篮啊犓们之所以能有第二次生命，是党和人民用大海一般的胸怀宽容了他们过去的一切……

　　许多战犯在离开这座“特殊的学校”时，纷纷留言：“这是一所大学校、大熔炉，化无用为有用，变有害为有利。”“在这里让我们真正地认识了自己的过去，认清了国民党、共产党的真面目，认清了真理，分辨了是非……”

　　黄维回到北京后，我和他一直保持着联系，他时常打听抚顺管理所的情况，说这是他的“再生之地”、“第二故乡”。１９８５年１１月，黄维偕夫人史逸清来到了抚顺。他说这次到抚顺来，是专门来看我这个他当年的管教员。这时他已是８２岁的高龄了，他谢绝了给他安排的宾馆，住进了当年管理所为他治病的房间。他说：“在这个房间生活好几年，使我的灵魂得到了彻底的洗礼，使我获得了重新做人的机会。”

　　十年哟，好漫长的一段人生旅程。他送给我两盒龙井茶，两瓶白兰地酒，对我说：“知道你不抽烟，给你带点这个。”他的夫人史逸清拿出两卷高级布料，说是给我做几件衣服。

　　第二天，下了一场很大的雪，我劝他就不要外出了，但他执意要走走。他对这里的一切，非常熟悉，当来到昔日的战犯浴池时，他饶有兴趣地回头对我说：“过去我们每个星期都要到这里洗一次热水澡，老刘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我们擦玻璃时，有人说我擦得不干净，是应付劳动，我争辩说，你擦得干净，怎么也没见你擦出一朵花来。把那个人气得不行了，找你评理，我本以为要受到你批评的，但你不但没有批评我，反而说我年纪大，体质弱，不能强求等等，唉犓档梦倚姆口服。”说这话的时候，他一脸真诚的样子……

　　短短的两天，我和黄维一直在一起。这时的他早已放弃了当年的“永动机”试验，他说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才是他有生之年努力追求的目标。他多次呼吁台湾当局以国家与民族利益为重，及早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特别是他在香港的“大公报”上发表了《向蒋经国先生进一言》和《黄维自述》后，在台湾军界政界引起很大反响。遗憾的是１９８９年３月，黄维正准备到台湾会见往日亲友时，旧病复发，抢救无效。弥留之际，他仍然念念不忘祖国和平统一大业。

　　黄维在人生的最后十多年里，心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