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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廷恒勤于纂修地方志

2012-10-12 08:26 辛亥革命网 王桂云 2124
作者简介:王桂云,男,1932年4月生,原籍文登市,现居青岛市,原任青岛市博物馆副馆长,1992年离休,高级经济师,青岛市十大藏书家,山东省十大书香人家,社区公益之星。纂修志书之举是规模深远意义重大的大事要事,往往是做为一个地方官的政绩而载于史册,人们把修志看成是展示地...

  纂修志书之举是规模深远意义重大的大事要事,往往是做为一个地方官的政绩而载于史册,人们把修志看成是展示地方官从政之才的一种好形式。程廷恒以勤于纂修地方志而著称于时。

  著名方志学家程廷恒,于清季与民国初年,在东北地区和河北省任职时,颇重地方志事业,每到一地必有修志之举,曾于清宣统三年(1911)至民国二十三年(1935)间,纂修《抚顺县志略》《宽甸县志略》《复县志略》《呼伦贝尔志略》与《大名县志》等五种地方志,可谓勤于修志事业。

  程廷恒,字守初,江苏昆山人。据《广平程氏谱略》得知:其始祖为程民则,世居安徽休宁由溪村,四世孙启龙,于清初由休宁迁居江苏昆山,始为昆山先祖。(程廷泰等纂修《广平程氏谱略》不分卷,民国十九年(1930)铅印本一册。程廷恒纂修《广平程氏谱略》,民国三十七年(1948)铅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廷恒清季由附贡生于从清宣统三年(1911)至民国14年(1925)宦游奉天、黑龙江两省,历任抚顺、宽甸、安东、复县县知事,1921年至1922年间,任呼伦贝尔督办兼交涉员、龙江道尹、黑龙江省长公署政务厅厅长。于1935年后,在河北任职。

  程廷恒是注重地方文献的,于民国二年调任宽甸县知事时,曾撰《永安桥命名文书》就是例证。1913年,抚顺县知事程廷恒主持修建永安桥时,由于得到日本满铁抚顺炭矿的一些“资助”,日方出于侵略扩张的野心,坚持用日俄战争时侵入抚顺的日本“四国军”的名义命名为“四国桥”,此议遭到抚顺爱国民众的坚决反对。

  1913年,抚顺县知事程廷恒给满铁抚顺炭矿长米仓的《永安桥命名文书》中写道:“本知事以桥名四国桥与现实不符,当经呈请奉天都督另定名称,兹奉回文,已定桥名曰永安”。

  到1932年11月,日人在将永安桥改建修复时,平顶山惨案刚刚发生两个多月,日本侵略者为了安定民心,才没有更改桥名,仍称“永安桥”。又云:“抚顺浑河大桥业于四月一日开工……已定桥名为‘永安’……中华民国二年(1913)四月五日”。(该“文书”在渡边三三《抚顺史话》书中有全文。)ザ杀呷三于1938年出版的《抚顺史话》中“永安桥”一节中也明确写道“大正二年(1913年),按中国方面的要求,此桥命名为‘永安桥’,桥额由当时的奉天将军张锡銮书写,桥北立有程廷恒撰文的‘永安桥落成碑’”。

  1918年,著名中医潘玉魁辞职还乡,时值复县霍乱流行,县知事程廷恒之女染病,危在旦夕,潘玉魁施用“理中汤”一剂见效。程嘉其医术,赠以“一剂起生”亲笔条幅。1919年清明节,精明的复县知事程廷恒带头倡导植树,给该地树立起绿化之风气。

  最著称者:当是程廷恒每到一处,以修志为己任,皆有创修方志之举。程廷恒还在复县志序里写到:“清光宣间,廷恒以一末僚,历官抚顺、宽甸、安东诸县,而县皆无志。廷恒辄不自揆,冀效区区所在,甄录丛残,凡其图籍之所陈,山川之所界限,文字之所载述,谣俗之所宣播,耆老之所传闻,方物之所留贻,于古今沿革中考核加详,各著新志,以事见人,非敢备掌故也,亦将窃附于古之从政君子云尔。”

  除安东因任职时间短,县志未能修成,龙江道亦因任职时间过短,难以编修道志,其余各地志书均脱稿完成,并统称以“志略”。在地方官当中这样坚持不懈地编修志书,而且基本都能告竣,确实是不多见的。后来在河北省任职,曾为河北省修一部《大名县志》,成为体例完备资料翔实的志书。

  程廷恒修的第一部志书则是《[宣统]抚顺县志略》。抚顺在辽金时代属东京道贵德州辖地。明洪武十七年(1384),为防御建州女真的袭扰,在高尔山下修筑“抚顺城”。二十一年(1388)始置抚顺千户所,属沈阳中卫,统辖于辽东都指挥使司,为明与建州女真通商之地。后为女真占据。

  清康熙四年(1665)后,属奉天府承德(沈阳)县。乾隆年间设抚顺城守尉,为军治。光绪二十八年(1902)划承德县东部设兴仁县,属奉天府。三十二年(1907)移治抚顺城,更名为抚顺县。宣统元年(1909)治千金寨。廷恒宣统二年二月任职。

  据《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由谢兴尧著录略云:“以抚身本为承德兴京附属之地,设治未及四年,前迹已渺,无可稽怔。前任赵宇航为抚身知县时,即搜讨故实,编辑成书。

  廷恒继赵之后乃以余暇从事摭拾,遂成抚顺县志略一部。全书不分卷,其体例依通志略之例,立建置、官制、氏族、宗教、风俗、胜迹、人物七略,以录其实,又依史记年表之例,立经纬气候、疆域、山川、籍业、村屯、户口、居留、岁出岁入、货币、警察、分区及官弁、司法、比较、学校、矿产、交通、物产十五表,以导其源,其风俗、胜迹、人物三略,本拟删除,继思此三篇,乃人民之智识与古今之兴亡所系,因姑存之。是志体例,虽不符地志,然追仿史汉,尚能自创,不袭旧辄,实有足多,惟只有表、略,不列志、传,遗漏亦在所不免。”

  此录所载修志情形,多据廷恒宣统三年七月志序所言。程序还对方志理论有所阐发:“古之史也,辩道;今之史也,耀文。”指出:“县志亦史之一体也。”

  又云:“近有师承欧西,专取源流、疆域、政绩、山川列表于篇,以为调查统计之书,则可要非史之正式也。”说明,作者既主张志为史体,又要结合当代,采用新式统计列表的方法。所以,是志共有二十二类,而列表即有十五项。可贵之处,在于作者强调修志乃是尽守土之责,对修志“不能漠然视之。”尤注重志书的资治与存史功用,又“恐以后征古者无所考征。”因次,尽管在乱世,仍能坚持完成修志任务,实是不易!在风俗类后附土语,对于研究近百年来抚顺方言的演变,颇有帮助。

  政绩表中,详细记载了光绪而十八年(1902)其月至宣统三年(1911)十一月间,抚顺县政界人事变动、机构设置及变化等有关史实。是志是以文字与表格统一组成,为清季方志体例中独具特色的一种,介于县志与乡土志之间,比县志略,而比乡土志繁。有石印本问世。

  于民国二年调任宽甸县知事后,仍按照《抚顺县志略》体例,着手纂修《[民国]宽甸县志略》二卷(奉天文和兴石印本)。宽甸明为东宁卫所辖六甸之地。同治十三年(1874)奏准开恳,居民渐集。光绪而年(1876)始设宽甸县,属凤凰厅辖。

  民国二年(1913)仍为宽甸县,属奉天省东边道辖。这县最早有清知县马梦吉等,于光绪而十二年(1866)纂成《[光绪]宽甸乡土志》,继有《宽甸县历史地理教科书》之编;宣统三年(1911)知县金萃康又有《宽甸县分志》写本。程廷恒乃继《马志》而作。在民国四年撰的志序云:“子夏诗序曰:国史明乎,是非之迹也。

  《文心雕龙,史传篇》曰:史之为言使也。执笔左右使之记也。夫一县之治必有事实之足征,求其沿革,发为文章,垂诸后世,以喩美谈。斯则明迹记言,又岂容缓欤?宽甸之荒寒沙漠阅数千年,均在弃地之间,牛马无蹤,樵苏不采,自明纪始见史传,前清隶属凤凰厅,设治以来,芜田半恳,车轨交驰,墟里烟浓,雉城日近,为安东(今丹东)至朝鲜铁路之大道,洵乎成一都会矣。廷恒授檄斯土,搜辑遗闻,劳予輶使,择建置、兵制、地理、人物等之精要,载之于册。稽政绩、教育、矿产、户口等之综,核列之为表,无非明乎。是非笔之左右而已,简陋在所不免,非敢言史也。呜呼!世变风移,创一利革一弊过眼即为陈迹。家语云:达民之情,诚恐事久磨灭,使宽民之情无以达于斯世,是亦溺职者之咎也。

  韩魏公曰:不事事吾何安?前守抚顺,下车伊始,首以县志为汲汲,今奉移安东(今丹东),别吾宽邑,乃著斯编,聊以达民情于万一耳。倘征鸿文尚待来者。”《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由冯家昇著录略云:“是书分目二十二,曰建置略、曰兵制略、曰地理略、人物略、曰风俗略、曰经纬方里表、曰疆域表、曰山川表、曰政绩表、曰司法表、曰宗教表、曰学校社会表、曰岁入岁出表、曰自治表、曰户口村屯表、曰巡警表、曰预警表、曰矿产表、曰邮递表、曰祠庙表、曰物产表,大旨略于古代,而详于当代。于志乘之中,别为体例,意如周礼职方,不过如是。而后来踵事增华。”对是书评价尚好。是志风为六略十六表。附宽奠县舆图等六幅,共二册。

  于民国九年铅印《[民国]复县志略》不分卷。复县位于辽东半岛中西部。程廷恒在《复县志略》序略云:“古之从政君子,于身所亲至,必览其图籍,察其山川,考其文字,访其谣俗,礼其耆老,著其方物,以备掌故,而后地方形势及古今沿革与民间利病所在,乃始了如指掌焉。”

  正是出于这样一种执政理念,他力邀张素出任《复县志略》的总纂。又云:“复县旧称复州,辽金以来代有设置。其图籍之所指陈,山川之所界限,文字之所载述,谣俗之所宣播,耆老之所传闻,方物之所留贻,只羽鳞,均关国故。廷恒于此,乌敢不自面没乎?与县之人约,设局咨访。苟与地方形式古今沿革及民间利病有关涉者,则汇而存之。历岁二周,共得稿如干卷。”

  1911年4月,南社社友陶牧在沈阳发起组织辽社。张素应陶牧、连明星之邀,“别乡里,陟关塞,渡辽河,绝沙漠”,赴东北主持《远东日报》笔政。在此期间,他结识了一位以修志为己任的地方官——程廷恒,并在他于1917-1920年担任复县(今辽宁省瓦房店市)知事任内应邀担任《复县志略》的总纂。复州自古以来没有一部地方志,《复县志略》的编修带有拓荒的意义。张素等人在没有任何存志的情况下,多方搜集史料、实地求证,从1918年开始,“历岁二周”,终于在1920年3月修成,并石印成书。

  《复县志略》共六卷,凡目四十六,为:建置略、舆图并原序、疆域表、经纬方里表、山水略、滨海地形略、道路略、官制略、名宦略、政绩表、盐务机关表、地方法厅设置表、司法表、兵事略、带察沿革表、警察区队分驻表、警察官书长警表、保卫团沿革略、自治表、自治区域表、选举略、学务表、农商会表、医学会表、教养工厂表、邮务表、电话表、户口表。

  居留日侨表、田赋表、常关表、税捐分局表、地方收捐处表、财政岁出岁入表、物产表、柞蚕略附图、矿产表、五湖嘴矿产沿革略、南海岸盐务源流略、礼俗略、宗教表、古迹略、祠庙表、人物略、烈女略、艺文略等。全志约计15万字。采取记、志、图、表、录等形式,远溯周秦,近涉民初,较为详细地记载了19世纪初期瓦房店地区的疆域、人口、政治、经济、文化等情况。

  《复县志略》当时印数有限,且年代久远,现仅有五部存世,分别藏于吉林、辽宁、北京、大连图书馆和瓦房店市档案馆。因《复州志略》是瓦房店地区最早的方志,瓦房店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曾于1994年对《复州志略》进行整理诠释。2003年4月,瓦房店市档案局和瓦房店市史志办公室又翻印了该志。翻印的《复州志略》遵循原书原版式样,竖排线装小16开本。修志经过可见。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由谭其骧著录略云:“复邑之名,始于辽兴宗时之置复州怀德军,明烘武十年,设复州卫,清初裁卫,隶盖平县,雍正五年,改设复州,隶奉天府,民国成立,改州为县。旧有复州乡土志。不知编修名氏,成于光绪三十三年,未付刊刻,仅有钞本流传。

  此书修于民国六年,成于八年。分类立门:一,务新颖。且多表格,以便稽览,惟纲纪不分,大小不别,通篇以户口略,采访最详,篇幅占全书三分之二,而表格分类,凡八:首标某区所,次村名,又次男女名口数,又次枪弹数,又次距城里数,又次距区里数,又次距警察所里数,所表使善,为近来县乘中志户口之所罕见者,惟各类所述,亦有简漏之处,志政绩,仅就甲午以后。立目共四十六。

  计建置第二把手一,舆图并原序第二,疆域表第三,经纬方里表第四,山水略第五,滨海地形略第六,道路略第七,官制略第八,名宦略第九,政绩表第十,盐务机关表第十一,地方法厅设置表第十二,司法表第十三,兵事略第十四,警察沿革表第十五,警察区队分驻表第十六,警察官长表第十七,保卫团沿革略第十八,自治表第十九,自治区域表第二十,选举略第二十一,学务表第二十二,农商会表第二十三,医学会表第二十四,教养工厂表第二十五,邮务表第二六,电话表第二十七,户口表第二十八,居留日侨表第二十九,田赋表第三十,常关表第三十一,税捐分局表第三十二,地方收捐处表第三十三,财政岁入岁出表第三十四,物产表第三十五,柞蚕略附图第三十六,矿产表第三十七,五湖嘴矿产沿革略第三十八,南海岸盐务源流略第三十九,礼俗略第四十,宗教表第四十一,古迹略第四十二,祠庙表第四十三,人物略第四十四,烈女略第四十五,艺文略第四十六。”

  呼伦贝尔位于黑龙江省之西北,旧为黑龙江省辖区,今隶内蒙古。呼伦贝尔在我国历史上专指大兴安岭以西广阔的草原。以呼伦池和贝尔湖而得名。该地山河交错,地势甚高,气侯极寒,有经年不化之冰雪。该地沿革,自清雍正十年,设呼伦贝尔副都总管于其地;光绪三十四年改为道,民国十年改设县。是地今为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现辖十三个旗市。这里的志书,最早为赵春芳撰的《呼伦贝尔纪略》成书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

  继由当时呼伦贝尔地取最高行政长官、时任督办呼伦贝尔善后事宜兼呼伦贝尔交涉员的程廷恒,在任内多方延聘人才,就地筹款,自任“鉴定”,历时一年余,撰成〈〈呼伦贝尔志略〉〉(不分卷)25万余字。成为该地区创修的第一部志书。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由冯家昇著录略云:“《呼伦贝尔志略》一册(民国十二年(1923)上海太平洋印刷公司铅印本),程廷恒撰。民国十年任呼伦贝尔善后督办兼交涉员,公余则悉心搜讨,闻见所及,辄笔之书,后于署中设局,征辟专员,从事编纂,不二载成书数十万言。其书不循故常,别创体格,为图六,为目三十又七,不分卷门,而以事相属。前有东省官吏摄影,后附蒙旗纪略,取材多据实地调查,他籍次之,另有征引书目录,刊之册首,明其言之有本也。

  额尔古纳河为黒龙江上流,黒龙江外记、黒龙江述略、大清一统志诸书,皆误为发源呼伦湖,以讹传讹,贻俄以口实,是书据精密实测,详为订正,额尔古纳河实源于海拉尔河,数百年来之疑案,至是大白,陆界鄂博,水界卡伦,既绘图,复列表,并以对岸各地俄屯,驻载图中,中俄国界,于以判然,大抵是书略于古代而详于当代,与谈山,抄辑诗文等,不可同日而语也。”

  另据上海藏的誊清稿本,是书誊写书法秀丽。首列黒龙江省略图、呼伦贝尔全图、海拉尔图、满州里图、边卡图,皆以五彩精绘,次列经纬度表一,颇为清晰。其书体例,为山水、方舆沿革、沿边形势、全境疆域方里、各县区域道里、建置、官制、边务、外交、兵事、军备、司法、警察、清乡、市政、防疫、交通、财政、宦绩、民族、户口、宗教、礼俗、人物、列女、选举、教育、商业、垦殖、牧畜、森林、渔猎、物产、古迹、艺文、蒙旗复治始末、善后军事纪略诸篇。

  是志特色有:注重历史渊源。旧志所叙沿革多为附会,考虑带“边事多难”之秋,以雄辨的历事实,捍卫祖国的版图;在山水篇中,更正了旧志中不确之处。旧说“皆以呼伦湖为额尔古纳河发源”,是志则云:“兹经实地调查,额尔古纳河源,实出自海拉尔河。本志略详加订正,不敢附合旧说。”重申:“于全境边卡各图改线添注,以便他日界务交涉有所依琚。”以资料翔实而著称。篇末栽有《蒙旗复治始末》《督办善后年事记略》《宋小濂筹边条陈》等,为后世提供了丰富原始档案资料。是志乃是此地较重要的志书。

  程廷恒把修志看成是展示地方官从政之才的一种好形式。程廷恒在完成《呼伦贝尔志略》的时候,当时代行黑龙江省省长职务的于驷兴便评价程廷恒具有“远到之才”、“经事之略”。(于驷兴:《呼伦贝尔志略》序)于驷兴认为,不能把《呼伦贝尔志略》仅看成是一部地方文献,而是程廷恒从政思想的凝聚和政治志向的展示。尽管他主持编修这么多的志书,仍然不自满,谦虚地将所修志书名称标为“志略”,“其详其审,概可想见。”(朱庆澜:《呼伦贝尔志略》序)。

  黑龙江通志局自清末创办以来,特别是民国改元以后,虽然几修几辍,人员迭有变化,但从总纂到诸纂修当中能诗擅书者却不乏其人。诸如张朝墉、程廷恒、魏毓兰、张延厚、张伯英等人,或以诗名,或以书名,而其中三张则是诗书俱佳。修志过程中,他们以诗传递友情,以诗激励修志,堪称志苑诗坛一段佳话。程廷恒随着职务的变动,又由主持县志的编修,开始了主持省志的编修。

  民国14年(1925)程廷恒任黑龙江省长公署政务厅厅长,政务厅的职责之一就是负责编纂工作,主持编纂《黑龙江通志》的任务自然落到了程廷恒的肩上。于是他一方面了解情况,一方面和通志局的各位编纂建立友谊,搞好关系。黑龙江修志屡修屡辍,有的携稿而去竟无人追问,程廷恒上任了解情况后宁肯出资也要将稿追回,克期督修,以身作则,鼓舞了诸位和分纂的干劲。使修志工作一度出现了新局面。

  丁卯(1927)春暮,程廷恒于政务厅长任内虽然没有完成《黑龙江通志》的编纂任务,但却为后来《黑龙江通志》的最后成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14年朱庆澜任督理黑龙江军务兼巡按使时,设黑龙江通志局于黑龙江省图书馆,朝墉受聘为纂修,曾纂《黑龙江物产志》12卷(一说13卷)。

  1916年朱庆澜因故离江,局长涂凤书,总纂史锡永及纂修张朝墉、黄维翰等随之离江。此时正值衰秋九月,张朝墉写下了《留别龙沙诸旧好》的诗章,发出了“冰天雪海愁为客,笔冢墨痴困此身,老拙未精酬世学,米盐深愧在官贫”的人生慨叹。离开塞外的人生驿站又到哪里去呢?“桃园何处真难觅,离却龙沙再问津。”如果暂无去处,那就回四川老家吧。“宾鸿若问家何在,白帝城西一草堂。”史锡永在与志坛好友分别之际也步张朝墉原韵写下了《和白翔还川留别韵送行》的诗篇。

  1925年,时任黑龙江政务厅厅长的程廷恒主修《黑龙江通志》。此时,民国元年(1912)便来黑龙江的报人魏毓兰也在通志局任编纂,程廷恒主持修志后,将他纂修的《呼伦贝尔志略》送给在通志局工作近20年的老编纂人员魏毓兰一部,魏毓兰以诗相谢:“《呼伦贝尔志》,筚路启遐荒。民物供搜集,山川为发皇。穷边传政绩,余事到文章。省志还相待,岿然国史光。”这是对程廷恒纂修的《呼伦贝尔志略》的赞扬和对其主持编纂《黑龙江通志》寄予的莫大希望。

  黑龙江修志屡修屡辍,有的携稿而去竟无人追问,程廷恒上任后宁肯出资也要将稿追回,使修志工作一度出现了新局面。通志局诸同人,一旦共事,皆不忘故交。修志之余,通志局同人还时常参加一些诗社的雅集、宴饮,此外,凡遇乔迁、生子、寿诞,相互之间一般都有诗相贺。纂修陶炳然原来无房,与韩朴全在一起居住,后来搬入新居时,魏毓兰曾写诗表示祝贺。

  其中有句云:“边城廿载老风沙,觅得幽居便作家。韩翊多才能共住,晏婴近市不妨哗。当门种柳垂家范,闭户著书阅岁华。”这既是对诗友赠诗的答谢,又是对他秉笔修志的殷切希望。就是当时生活的真实写照。字里行间充满着乐观精神。丁卯(1927)春暮,魏毓兰在复程廷恒来书催问省志纂修情况时写道:“赖有鱼书亲手翰,还将麟史话心传。”对魏毓兰志友诗友之情程廷恒铭感在心,步其原韵写道:“花骢陌上缓归鞍,羌笛春风忆昔年。却喜少陵诗句好,快从白也醉中传。交情厚似荆山玉,世事颠如大海船。珍重董狐留史笔,声华遥听鹤鸣天。”这既是对诗友赠诗的答谢,又是对他秉笔修志的殷切希望。

  通志局总纂张延厚57岁生日时,局中同人载酒去为张延厚祝寿,被其以病为由婉然谢绝,只收下了魏毓兰等人写的贺诗。为了向同人表示感谢张延厚步魏毓兰原韵赋诗回赠:“秋光侵晓拂山庭,多谢瑰词宠客星。驻景有方苏病骨,练颜无术制颓龄。阳城书少思求隶,贡禹家贫但守经。唤作黄杨差可喜,半生数润只余青。”

  1929年,万福麟任省政府主席,重新开局修志,聘请铜山张伯英出任通志局总纂。张伯英到了齐齐哈尔之后,见到了前此二年重来黑龙江的原通志局同人、老友张朝墉,此番重组班子虽然未有张朝墉,但他毕竟为《黑龙江通志》的编纂作出过贡献,同时又是多年旧雨,老友相见,分外高兴。张朝墉以《高墩远眺》见示,最后两句是:“卅年鞍马仓西路,泥壁依稀醉墨存。”(《己巳集》)岁月无情,往事依稀,献身边城,人已垂老。

  张伯英和道:“重重沙碛若围垣,投老长征历朔藩。衣上尘留系国土,车中语杂胡声喧。春深不见新花发,野迥犹多旧烧痕。忽忆故人辽海曲,一缄千里远相存。”(《小来禽馆诗草》)这一年正值张朝墉70岁生日,张伯英赋诗祝贺:“蜀江诗老远闻声,手执龙沙有故情。万里辞卿同作客,十年长我合称兄。胸无城府宜身健,耻以文辞博世名。浩浩兵尘未苏息,中原南望气峥嵘。”(同前)张朝墉和诗以谢。

  伯英、朝墉二人唱和之诗,一是以景抒情,一是以事抒情。是年因中东路问题中苏双方摩擦开始,黑龙江形势愈加紧张,所以诗人的心情都比较沉重,特别是张伯英的两首诗苍凉之中透出雄浑与悲壮,其中尤以“衣上尘留系国土”一句为佳,爱国之情喷薄而出。“春深不见新花发,野迥犹多旧烧痕”,看似写景,实是抒情。后一首更表现出了伯英为时局不稳,形势多变而忧虑不安。二诗意境深邃,志存高远,均高于半园之作,也远胜于通志局其他同人之作。

  正因通志局中有如此之多有文化修养的总纂、编纂,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通志的质量。虽然时局动荡,人事多变,《黑龙江通志》的编纂前后经历了近40年的时间,但最后终于完成了《黑龙江志稿》的编纂任务,使黑龙江保留下来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

  要完成一部完备的志书乃是程廷恒的毕生愿望,终于机会来了,在抗日战争前夕,曾到河北省大名县任令,应时任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之聘,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纂修《[民国]大名县志》三十卷。大名县为古邑,夏虞之处属覃怀之地,汉时大名为元城之贵乡。

  五代汉乾裕元年(948)改贵乡县置大名县,治所在今河北大名县东北。北宋熙宁六年(1073)废。绍圣二年(1095)复置。政和六年(1116)移治南乐镇。金复还故治。元至元九年(1272)又移治南乐镇。明洪武初废,三十一年(1398)复置。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移治现址。县志始自清康熙十五年(1676),由王逢五纂《[康熙]大名县志》二十卷;继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由李棠纂《[乾隆]大名县志》四十卷首一卷。程廷恒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乃继《李志》而作。于民国三年大名县由元城、魏县三地合并而成。

  修志时不我待为照顾这一历史情形,对原区划分别以中、东、西三区相称。在编写上,又时为了方便,亦分别按区记述。是志卷首收录旧志序多篇,可了解是邑修志沿革。并载当时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民政厅长魏鉴和、程廷恒三幅照片。下分二十门七十六目,近百万字。于民国二十四年四月,有宣鹏飞撰后跋略云:“甲戌冬,大名守程守初(廷恒)先生以所修县志付诸剞劂,而以校对之役相属。全志计二十门,分类七十有六,都三十卷。凡百万言鸿篇巨制。县志之大观也。工始于架戌冬十一月,杪迄今年三月而厥功告蒇。”附载堪误表。

  地理志沿革一门,详述三县历代沿革、合并原委、办法、合并后的纷扰及民国二十年魏县、元城相继掀起的复县运动之情状;职官、人物二志记录各种人物数千名,几占全书近半,对一些历史人物尤详。并有体例,先列目次、人名、物名,后记内容,颇便查阅,可说记人文地理为是志书的重点部分。程廷恒著的《大名县志》记载:邓台村原名“邓堂”,后改为“邓家台”。“在民国十八年时,邓家台属第8区第36乡,有123户715口人。”“该村形状如台,遂改称邓台”。

  近年来经过寻访考证,台湾已故歌星邓丽君的祖籍就在邓台村。《艺文志所收录记事文,如王世贞《建忠考祠碑记》等甚丰。是志的独特之处,,在于具有时代特色特设党务志,记国民党党务活动情形甚详,并列党人姓名多人。兵警团志记载自周至民国间,大小战乱百十二起。收录民俗颇为独到,不仅载录礼仪民俗与岁时民俗,而且尚有民间文艺与民间语言,有别于它志。尤以进步倾向明显著称,收录破除迷信活动的记述,甚为可贵。如在丧礼内附载范鉴古《论人死报庙之谬》一文。

  在“民间语言”里,所收俗语有“靠山烧柴,临河吃鱼。”“害人如害己”、“娇养无义儿”、“求人不如求己”等。在“民间文艺”里,收录大量民谚民谣,内中多有积极向上者。如:“花椒树,格针多,俺娘打我不裹脚。(斥裹脚之弊)”;又如“鸦片烟,真可恨;上了瘾,倒了运。家中银钱全花尽。……只落个河中跳,井里奔,亲戚朋友全不问,狗腹以内出了殡。”甚至有反映阶级矛盾的内容。如:“饿死饿活,不在财主家做活。早饭喝的没米糊涂,午饭吃的没豆窝窝,晚饭下叫几粒米,扎个猛子摸不着。”又云:“叫声雇工莫偷闲,快快割草去磨镰。多些好草你不割,偏要割那杜李酸。大牛不吃小牛看,骂声雇工太不贤。雇工回言莫轻贱,因你没有好茶饭。一斗谷子半斗糠,蒸的窝窝生翅膀,一飞落到杨树上。叫声窝窝快下来,饿的我雇工甚心慌。”可说是志资料丰富,堪称民国间的佳构,也可说是程氏所修志书体例最为完备的一种。

  程廷恒一般地方任职都是两三年时间,最长也不过4年。他之所以每移官一处,都能积极主动地修志,这同他对方志有独到的见介所分不开的,对方志理论多有阐发。

  首先认为修志是为了更好地体现方志的“资政、教化、存史”功用,正如程廷恒所说:“里乘所登,轩所采,不出户庭,而利病得失,数计烛照焉。”(程廷恒《呼伦贝尔志略》序)

  其次,以修志为己任,他真正把编修志书当成了“官职”、“官责”。他认为修志是守官的不可推卸的职责,从政的必须,施政的依据。不修志,便不能全面地了解民情、反映民情;不修志,便是失职。所以他每到一地都把编修县志当作急切追求完成的工作来抓。程廷恒认为“为政有宏观,当务其大者远者”,而编修志书便是规模深远意义重大的大事要事。

  再次,是以修志是为了激励守土之官励精图治、奋发有为。(袁金铠:《呼伦贝尔志略》序),程廷恒每到一处,便“便采风询俗,不敢言巨细之靡遗,而对于古今中外之兴废乘除,则务孜孜然,悉心搜讨,闻见所及,辄笔之于书。”(程廷恒《呼伦贝尔志略》序)

  总之,程廷恒在近代方志事业上是颇有建树的,应大书一笔!

  ……

  作者简介:王桂云,男,1932年4月生,原籍文登市,现居青岛市,原任青岛市博物馆副馆长,1992年离休,高级经济师,青岛市十大藏书家,山东省十大书香人家,社区公益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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