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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抚顺

我参与侦讯日本战犯始末(4)

2012-10-19 06:03 党史博览 李甫山 2823
李甫山,1911年9月出生于陕西省延长县,192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革命战争年代,他历任中共陕西省延长县第一支部宣传委员,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政治保卫局秘书、支部书记、陕甘宁边区庆怀特委常委、陕甘宁边区保安晋绥边区公安总局副局长等职...


在对重点对象进行提审的侦讯过程中,管教人员进行了有效的工作合作。他们对不同的战犯进行不同的针对性思想教育,劝导他们认罪悔罪,走“认罪从宽”的道路。他们对罪犯在提审中的态度,无论表现如何,仍旧对他们实行革命人道主义待遇。不仅如此,管教人员还对他们在接受提审中表现出来的进步,及时予以鼓励;对没有进步的,从政策上加以开导,促其早日认罪坦白,得到从宽处理。
  工作团委员们除分工负责行政工作、侦讯工作和管教工作外,大多都担负有重点对象的侦讯任务。委员们各司其职,尽责尽力,认真执行“上层从严,下层从宽;少数从严,多数从宽;抗拒从严,认罪从宽”的政策,把开展运动、加强教育管理与侦讯、提审有效结合在一起同步进行,从而取得了认罪检举运动预期的实效。仅在短短的40天余天,战犯与汉奸们就交代出有价值的检举材料2000余件和一些重要的罪行线索,为进一步调查取证和讯查深追提供了有利的侦讯线索。工作团遂集中了大量的侦讯人员,就外出调查取证的有关事宜进行了详细的安排布置,准备派赴全国各地调查取证。
  
  向溥仪索取“攻击”古海忠之的“炮弹”
  
  伪“满州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是在押战犯中最具代表性和颇有影响的罪犯。
  古海忠之就任总务厅次长要职后,与总务厅厅长武部六藏共同主宰了伪“满洲国”的经济命脉。他与武部六藏操纵伪满政权,策划和制定统治我国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罪恶政策和法令措施。积极参与疯狂掠夺我东北地区的物质资源,搜刮财物,强行劳役、奴役、残害我东北人民,在侵华战争中犯下了各种严重罪行。
  我在侦讯古海罪案中,没有立刻提审古海。鉴于古海是个知识分子型的罪犯,我对他的侦讯是从谈话开始的。古海从表面上看,也能够服从管教,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在我提审他的最初几次讯问中,他也是遮遮掩掩,避重就轻。谈宏观的不讲具体的,讲全面的不说自己的。也许这就是心理交锋的试探性防御吧。我感到对古海的心理防线,必须用重炮轰击方能奏效。而使用的“炮弹”在哪儿呢?去向溥仪索取。向溥仪索取的“炮弹”一定威力大,轰得准。于是我对古海说:“你不想谈,我不勉强。”给了古海思想上一个悬念后,我便转向讯问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对溥仪的讯问,溥仪很配合。这也许是“谈别人的不谈自己的”原因吧。
  溥仪向我滔滔不绝地讲了许多日本操纵伪满的犯罪事实。事后均写出了书面材料上交。溥仪的检举材料,书写得认真详实。我在审阅后提出的问题,溥仪都做了详细的说明。对伪满政权的内部关系,他做了如下说明:在“满洲国”,我是个没有实权的傀儡。统治和支配满洲的实权,掌握在凌驾于国务院的总务厅,也就是武部六藏和古海忠之的手中。
  我从溥仪检举古海罪行中,获得一枚枚“炮弹”后,又根据溥仪检举的线索,分别向伪“满洲国”的经济部大臣、厚生部大臣、交通部大臣、外交部大臣等伪满大臣和官员,调查了解、查证了古海的主要犯罪事实。之后,我便心中有数了。再与古海交锋时,古海就没有那么轻松了。在后来对古海的提审中,我旁敲侧击列举的古海罪行,件件都点到了古海的痛处。古海头上冒汗了,话也语无伦次了。我乘势而上,说:“中国有句古语,‘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认罪悔罪,也就是在一瞬之间。”古海听后微微一震,接着连连说:“我理解,我理解。”我见他如此,察觉到他是在醒悟,便欲擒故纵地说:“今天咱们就谈到这里吧。”
  “不,不!李主任请留步。”古海火烧火燎地急忙说道。
  我坐回原处,招呼古海也坐下。
  “我说,我交代……”古海终于鼓足了勇气,一字一句地开始了坦白交代。
  鉴于古海忠之的交代、认罪和悔罪的表现,以及当时将佐将战犯还普遍存在的诡辩、侥幸心理和不肯交代、认罪的现实状况,我觉得有必要将古海的认罪表现让他们知晓,以启示他们幡然悔悟,尽快交代、认罪。我的想法得到工作团委员们的一致赞成。于是工作团作出了让古海忠之公开认罪的决定。
  古海要公开认罪的消息一经传出,立刻在日本战犯中掀起了轩然大波。战犯们议论纷纷,各种猜测不一而足。有的认为,古海忠之是大日本天皇的代表,他若在中国人面前低头认罪,那就是大日本天皇的耻辱。也有的不以为然,认为古海忠之选择公开的场合,是要在大庭广众之下“杀身成仁”,为部下作出宁死不屈的榜样。
  古海公开认罪的大会就在这众说纷纭的议论和猜测中,于1954年5月20日下午召开了。在押的日本战犯和伪满汉奸全部参加了大会。会上,我首先讲话:“两个月来,我们收到了大量的检举揭发和交待的材料。有的人不但交代自己的罪行,而且还积极检举和揭发他人的罪行,帮助他人弃恶从善。这就是一种争取从宽处理的表现。但是也有部分人至今仍然执迷不悟,拒不承认自己是战争罪犯,既不交代自己的罪行,也不检举他人的犯罪,以无声的抗拒来逃避罪责,这是逃不掉的,抗拒下去只能加重自己的罪行。”我的讲话中,还指出了战犯们存在的种种思想顾虑和侥幸心理。指明他们要自己解放自己,丢掉幻想,早日认罪悔罪,争取自己的光明前途。我讲话结束后宣布:“现在让古海忠之作自我批判发言。”
  肃静的会场引起了小小的躁动。只见古海忠之微微低着头走上台,向主席台就座的领导鞠躬行礼后,便转过身走到话筒前掏出发言稿,向台下鞠躬后便开始了自我批判。
  古海讲完后,把头深深的低下,默立着,会场一片寂静,但在战犯思想上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古海忠之在战犯心目中,是个有知识、有头脑的“灵魂”人物。部下对他是尊从的,同僚对他是尊敬的。因而他的认罪发言使战犯们信服地认识到,只有彻底交代罪行才能争取到宽大处理,只有认罪、悔罪才是唯一的出路。古海公开认罪的示范效应,果然起到了预期的良好效果。此后逐渐扭转了战犯,特别是将校级战犯消极抗拒的被动局面,普遍开始了由小到大,由浅至深的交待、认罪,使侦讯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集中力量调查取证,公布战犯名单
  
  古海忠之公开认罪的良好效应,为促进日本战犯与伪满汉奸主动认罪、悔罪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根据战犯们交代的犯罪线索和提供的证词、口供,工作团一方面继续抓紧侦讯,一方面派人外出调查取证。依据犯罪线索和分布区域,工作团先后派出50多人分赴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河北、山东、山西、北京、天津以及长江中下游一带等12个省、市进行调查取证。
  在外调人员辛勤工作的同时,内查侦讯人员也全身心地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他们不分白天黑夜,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
  经过连续几个月紧张的工作,截至于1954年10月底便基本完成了侦讯日本战犯的内查外调工作。共搜集到控诉书、证词、鉴定书、照片以及日伪档案快报等物证28000多件,使战犯们的主要罪行都有了确凿的证据证实。之后,侦讯工作便转入到了复核审查阶段。
  1954年末,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顾问廖承志应邀访日。(当时中日两国政府尚没有外交关系,此次访日仅是作为红十字会间的高层次访问)为了做好对日工作,中央决定借此向日本公布在押战犯名单。
  战犯名册经中国红十字会访日代表团交给日本红十字会后,抚顺、太原两地的战犯管理所便陆陆续续地收到了中、日双方红十字会转来的战犯及亲友寄来的信函、包裹等。日本战犯自1945年被俘后,与外界断绝音信将近十年。当他们收到来自其家人的信函、包裹,了解到日本社会和自己家庭、亲友的现状后,有喜有悲。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从信函中的亲人嘴里证实,战犯管理所和工作团的管教、侦讯人员所讲的二战后的日本社会现状和情况是真实的。他们从信函中获悉,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不仅侵害了别国人民,也伤害了自己的国民。继开放日本战犯与其家属、亲友的通信后,工作团又开放了伪满汉奸与家属的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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