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顺老教育工作者姚国祥的人生感言

原文题目：

　　八十感言
　　——写于2010年7月
 

　　姚国祥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日月如梭，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已经走过了整整八十个年头。

　　据1935年6月的报纸报导，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有关当局统计，中国人平均寿命为30岁，尚不及丹麦人的一半寿命。……由于疾病和死亡率高，中国人为社会服务的时间仅有十五年左右，真是“壮志未酬身先死”。

　　八十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已经成倍增长，中国人为社会服务、为人类作贡献的时间大大延长了。作为一个经历过新旧两个社会的老人，不能不感到庆幸，感到振奋。

　　回首往事，感慨万千。

　　苦难的日子

　　我出生在一个动乱的年代。

　　日寇侵略，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造成了中国人民的深重灾难。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着中国的大片土地。无数中国人民，背井离乡，流离失所，家破人亡。

　　在逃难途中，我的母亲病死，我的妹妹活活累死。

　　我的妹妹是一个聪明、懂事的小姑娘。当时我父亲在浙江金华浙赣铁路工作，而我妹妹和我以及我二姐，则在江西上饶相依为命。我和我二姐到上饶女子小学上学，由于家中无人照看，我妹妹只能跟随我们去“上学”，她坐在我和我二姐中间，非常安静，从不吵闹。1942年，日寇大举进攻浙赣铁路，在上饶沦陷前夕，我父亲从金华赶回上饶，在国民党坚壁清野的火光映照下，带领我们三个孩子，连夜逃出了上饶。可怜我的妹妹，只有五、六岁，年龄小，走不动路，长期缺乏营养，体质虚弱，终于累死在福建光泽、邵武途中。一领草席，一坯黄土，我的妹妹永远离开了我们，至今还流落在福建的山野田间!

　　经过长途跋涉，我们终于来到了江西赣州。1943年春，通过我四叔的同学的介绍，我到江西赣州基督教联合中学上学。我父亲和我二姐辗转去了湖南。由于战乱，我们失去了联系。从此，我在没有家庭经济来源的情况下，依靠学校救济和生产互助，维持了两年半的学习生活。我从不逛市场，从不买吃穿。最困难的时候，连买双草鞋的钱都没有。日寇进攻赣南，我随学校撤退到寻邬，途中高烧不退，老师、同学联系，让我乘船。由于身体软弱，上船时从跳板上滑落江中，幸亏船工一把将我捞起。在寻邬将近半年，日寇又逼近寻邬。学校又迁到江西瑞金，福建长汀，宣布解散，将我们这些无家可归的流亡学生介绍到江西瑞金战区学生训导所。这是专门收容战区流亡学生的场所，只管食宿，不管其他(学习、工作等)。所谓管食宿，只是让你自带行李在所内打地铺，一日三餐，过时不候。我举目无亲，走投无路，到处奔走，最后才考上了福建省的长汀中学公费生。正在准备上学时，抗战胜利了!我向联中留守处借了路费，回浙江找到了家。

　　个人的苦难，仅仅是整个民族苦难的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受尽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和侵略。仅仅在抗日战争的八年间，就有三千五百万人被日寇侵略夺去了生命!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国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不顾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迫切愿望，发动了反革命反人民的内战。国民党横征暴敛，压迫群众，蒋管区物价暴涨，民不聊生。全国人民又一次陷身于水深火热之中。

　　面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我们拍案而起。1947年7月，我们来到了解放区，参加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艰苦的生活

　　我来到了向往已久的解放区。先是在冀东区党委群众运动研究班学习一、二个月，接着，中共中央冀察热辽分局又派杜星垣同志(后曾任国务院秘书长)、石峰同志(后曾任陕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把我们这些平津出来的学生接到热河地区，随即入冀察热辽联合大学，参加热河地区的土地改革。

　　热河地区(现分属辽宁省、河北省、内蒙古自治区)长期在日伪统治下，广大群众在三座大山的压迫、剥削下，暗无天日，民不聊生。贫苦农民更是“贫无立锥之地”，缺衣少食，挨饿受冻。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反动派，派遣大批美式装备的部队强占东北。热河地区，也是国民党必争之地。东北解放战争正在进行。因此，热河地区的人民群众，仍然极为贫困。我们土改工作队的平津学生，在土改中深入农户，该贫问苦，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对此深有体会。

　　第一期土改，我被分配到建平县平庄新窝铺工作。工作组组长是清华大学来的郑力同志。请看他的回忆：“在新窝铺，我住在雇农老王家。这一家只有夫妻俩，炕上铺着半张破席，夫妻共盖一张狗皮，老王每天半夜起身，披着狗皮去给东家打豆腐，大嫂一身单衣不能蔽体。我盖着分局新发的棉裤、棉大衣，后半夜往往冻醒。想着身旁这一对夫妻如何熬过漫漫长夜。我更睡不安稳了。有一个晚上我偷偷把大衣盖在他们的狗皮上，想不到反而睡了一个好觉。”郑力同志还提到了从冀东到热河行军途中遇到的一件往事。他说：在青龙县境，我们在一位老乡家宿营。房东老大娘向我们道歉：“连一点盐敬也没有，对不起同志们。”吃饭的时候，桌上只有几根生葱、几条白菜帮。这才知道她家连盐也买不起。当地百姓把盐当成待客的敬物，故称“盐敬”。中国人民的苦难，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惨重，超出了我的想象。

　　现在仍在锦州的肖洛同志说：“土改工作队的纪律，是队员必须与最贫困的农民同吃同住，和贫雇农交朋友。我被分配住在一个叫祁燕生的贫农家。他是一个年已四十岁的光棍汉。他的家与其说是住房，还不如说是一个看瓜的窝棚，一间房四面不着邻居，进门一铺炕，锅台连着炕，紧挤也只能躺下三人，他在五家子村后山的土煤窑以挖煤为生。一天，他问我：‘肖同志，鱼是什么味道？’我乍一听觉得十分奇怪，他告诉我他从来没有吃过鱼。如果不是亲耳听闻，这是我无论如何也难以相信的事。”

　　当时国民党军队占据了沿海一带，热河地区一些乡村，连吃盐都困难。不少群众，一天三餐，都是土豆就白开水，生活是极为贫苦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方面发动群众，搞好土改；另一方面则是同群众同甘共苦，艰苦奋斗，节约渡荒，支援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