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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顺老教育工作者姚国祥的人生感言

2012-10-19 18:10 和讯博客 姚国祥 4487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日月如梭,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已经走过了整整八十个年头。据1935年6月的报纸报导,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有关当局统计,中国人平均寿命为30岁,尚不及丹麦人的一半...

原文题目:

  八十感言
  ——写于2010年7月
 

  姚国祥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日月如梭,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已经走过了整整八十个年头。

  据1935年6月的报纸报导,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有关当局统计,中国人平均寿命为30岁,尚不及丹麦人的一半寿命。……由于疾病和死亡率高,中国人为社会服务的时间仅有十五年左右,真是“壮志未酬身先死”。

  八十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已经成倍增长,中国人为社会服务、为人类作贡献的时间大大延长了。作为一个经历过新旧两个社会的老人,不能不感到庆幸,感到振奋。

  回首往事,感慨万千。

  苦难的日子

  我出生在一个动乱的年代。

  日寇侵略,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造成了中国人民的深重灾难。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着中国的大片土地。无数中国人民,背井离乡,流离失所,家破人亡。

  在逃难途中,我的母亲病死,我的妹妹活活累死。

  我的妹妹是一个聪明、懂事的小姑娘。当时我父亲在浙江金华浙赣铁路工作,而我妹妹和我以及我二姐,则在江西上饶相依为命。我和我二姐到上饶女子小学上学,由于家中无人照看,我妹妹只能跟随我们去“上学”,她坐在我和我二姐中间,非常安静,从不吵闹。1942年,日寇大举进攻浙赣铁路,在上饶沦陷前夕,我父亲从金华赶回上饶,在国民党坚壁清野的火光映照下,带领我们三个孩子,连夜逃出了上饶。可怜我的妹妹,只有五、六岁,年龄小,走不动路,长期缺乏营养,体质虚弱,终于累死在福建光泽、邵武途中。一领草席,一坯黄土,我的妹妹永远离开了我们,至今还流落在福建的山野田间!


  经过长途跋涉,我们终于来到了江西赣州。1943年春,通过我四叔的同学的介绍,我到江西赣州基督教联合中学上学。我父亲和我二姐辗转去了湖南。由于战乱,我们失去了联系。从此,我在没有家庭经济来源的情况下,依靠学校救济和生产互助,维持了两年半的学习生活。我从不逛市场,从不买吃穿。最困难的时候,连买双草鞋的钱都没有。日寇进攻赣南,我随学校撤退到寻邬,途中高烧不退,老师、同学联系,让我乘船。由于身体软弱,上船时从跳板上滑落江中,幸亏船工一把将我捞起。在寻邬将近半年,日寇又逼近寻邬。学校又迁到江西瑞金,福建长汀,宣布解散,将我们这些无家可归的流亡学生介绍到江西瑞金战区学生训导所。这是专门收容战区流亡学生的场所,只管食宿,不管其他(学习、工作等)。所谓管食宿,只是让你自带行李在所内打地铺,一日三餐,过时不候。我举目无亲,走投无路,到处奔走,最后才考上了福建省的长汀中学公费生。正在准备上学时,抗战胜利了!我向联中留守处借了路费,回浙江找到了家。


  个人的苦难,仅仅是整个民族苦难的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受尽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和侵略。仅仅在抗日战争的八年间,就有三千五百万人被日寇侵略夺去了生命!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国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不顾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迫切愿望,发动了反革命反人民的内战。国民党横征暴敛,压迫群众,蒋管区物价暴涨,民不聊生。全国人民又一次陷身于水深火热之中。


  面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我们拍案而起。1947年7月,我们来到了解放区,参加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艰苦的生活


  我来到了向往已久的解放区。先是在冀东区党委群众运动研究班学习一、二个月,接着,中共中央冀察热辽分局又派杜星垣同志(后曾任国务院秘书长)、石峰同志(后曾任陕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把我们这些平津出来的学生接到热河地区,随即入冀察热辽联合大学,参加热河地区的土地改革。


  热河地区(现分属辽宁省、河北省、内蒙古自治区)长期在日伪统治下,广大群众在三座大山的压迫、剥削下,暗无天日,民不聊生。贫苦农民更是“贫无立锥之地”,缺衣少食,挨饿受冻。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反动派,派遣大批美式装备的部队强占东北。热河地区,也是国民党必争之地。东北解放战争正在进行。因此,热河地区的人民群众,仍然极为贫困。我们土改工作队的平津学生,在土改中深入农户,该贫问苦,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对此深有体会。


  第一期土改,我被分配到建平县平庄新窝铺工作。工作组组长是清华大学来的郑力同志。请看他的回忆:“在新窝铺,我住在雇农老王家。这一家只有夫妻俩,炕上铺着半张破席,夫妻共盖一张狗皮,老王每天半夜起身,披着狗皮去给东家打豆腐,大嫂一身单衣不能蔽体。我盖着分局新发的棉裤、棉大衣,后半夜往往冻醒。想着身旁这一对夫妻如何熬过漫漫长夜。我更睡不安稳了。有一个晚上我偷偷把大衣盖在他们的狗皮上,想不到反而睡了一个好觉。”郑力同志还提到了从冀东到热河行军途中遇到的一件往事。他说:在青龙县境,我们在一位老乡家宿营。房东老大娘向我们道歉:“连一点盐敬也没有,对不起同志们。”吃饭的时候,桌上只有几根生葱、几条白菜帮。这才知道她家连盐也买不起。当地百姓把盐当成待客的敬物,故称“盐敬”。中国人民的苦难,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惨重,超出了我的想象。


  现在仍在锦州的肖洛同志说:“土改工作队的纪律,是队员必须与最贫困的农民同吃同住,和贫雇农交朋友。我被分配住在一个叫祁燕生的贫农家。他是一个年已四十岁的光棍汉。他的家与其说是住房,还不如说是一个看瓜的窝棚,一间房四面不着邻居,进门一铺炕,锅台连着炕,紧挤也只能躺下三人,他在五家子村后山的土煤窑以挖煤为生。一天,他问我:‘肖同志,鱼是什么味道?’我乍一听觉得十分奇怪,他告诉我他从来没有吃过鱼。如果不是亲耳听闻,这是我无论如何也难以相信的事。”


  当时国民党军队占据了沿海一带,热河地区一些乡村,连吃盐都困难。不少群众,一天三餐,都是土豆就白开水,生活是极为贫苦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方面发动群众,搞好土改;另一方面则是同群众同甘共苦,艰苦奋斗,节约渡荒,支援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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