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光浒：我与抚顺宗教界

钱光浒

　　我与抚顺宗教界的接触是在1993年3月，当时正值抚顺市八届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在这次人代会上，我非常荣幸地当选为抚顺市副市长。从此直到1998年3月，在这五年的时光里，由于民族和宗教事务是我所主管的部门之一，工作之缘，使我与抚顺市宗教界人士有了广泛深人的接触和交往。在正确理解贯彻和执行党的宗教政策的基础上，我坚持深人宗教界各团体，了解现状，广交朋友，通过大量及时的调研和视察，我为抚顺市宗教事务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做了一些实在的工作。记得宗教学者汤因比在《试验中的文明》一书中曾经说过：“宗教终究是人类的严肃事务”，对此我感受颇深。宗教是一种意识形态，各宗教组织是一个社会实体，做好宗教事务，不仅能稳定政治大局，还能更加激发起信教群众的爱国热情，并使之为社会主义建设倾心倾力。回顾自己为抚顺市宗教事务的所作所为，我甚有几分慰藉。

　　开启记忆的窗口，最初与宗教事务接触的时间是在1993年3月的一天。那天由于患病我住在抚顺矿务局医院，当时的民委主任张英德等同志前去医院探望，谈话中提到我市佛教界的一些情况。当时佛教信徒有几千人，三年前他们就有恢复佛教协会的想法，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批准。因为没有组织，佛教信徒的活动没有组织性和合法性，一些信徒对此疑惑不解。听到这些情况的介绍，我想了很多，作为主管宗教事务的主要领导，我应该首先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办事，认真落实党的宗教政策，这落实政策决不是一句空话，应体现在具体的行为中。其次，要适时了解广大信教群众的心理状态，认真倾听他们的心声，切实理解他们的某些愿望，团结他们的上层人士。第三，要努力协调有关部门，帮助信教群众成立自己的宗教团体，使之合法化，使宗教爱国组织与党保持一致，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办事，成为党、政府同信教群众联系的桥梁和纽带。鉴于此，我积极运作，1993年4月，在市政府常委会议上，我将恢复我市佛教协会的事宜提交常委会讨论，并把个人对此问题的看法开诚布公地谈了出来。经过同志们的讨论，最后常委会议同意在我市成立佛教协会。

　　事实证明，佛协的成立是正确的。几年来，佛教信徒在协会的帮助下，始终与党保持一致，协会内部稳定，人心向佛思善。在重大事件面前。他们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显示了与党同舟共济的亲密感情。1995年7月29日，抚顺市遭受了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洪水灾害，面对大自然的严峻考验，佛教界人士响应政府的一号召，积极为民解难，主动为政府排优。住持释思济带人打开高尔山清云寺的大门，及时把受灾群众迎到山上寺内，他们腾出房间，把熬好的大米粥送到灾民面前。深受洪水之苦的群众，看到佛教界人士的乐善好施之举都十分感动。

　　佛教协会成立后，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没有活动场所。“文G”前，佛教活动场所长期被占未还。为认真落实宗教政策，应该恢复佛教信徒的活动场所，便于有关部门的管理，使其活动纳人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范围之内，我几经周折，与各方协商。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奔波多日，终于商妥，将高尔山清云寺归还给佛教协会。接下来由佛协主持的寺内塑像、外请住持，都进展顺利。佛教信徒对政府的这些努力和关怀没有忘记，他们深感政府对佛教界的关怀，感情上的拉近，使得彼此有了信任，佛协每次活动都能及时向政府、民委宗教处征求意见，而宗教处每次都在掌握政策的前提下予以大力地支持。

　　随着抚顺佛教活动的开展，佛协姜会长找我谈起要在高湾特区恢复善缘寺的事情。高湾特区地处抚顺西部，其特殊的经济背景，加上信教群众分布的实际，我认为恢复善缘寺的时机已经成熟。1994年，在市政府第44次常委会议上，我提出的恢复佛教善缘寺的事宜再次得以通过。这样，1995年佛协开始实际运作，基建工程开始上马。1996年工程如期结束，善缘寺—抚顺西部佛教信徒的又一活动场所正式恢复。起初高湾经济特区政府想成立善缘寺管理委员会，由本区书记任管委会主任。面对这些情况，我深思熟虑，认为这种想法不符合中央的宗教政策，中央明确规定：“一切宗教活动场所，都在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行政领导下，由宗教组织和宗教职业人员负责管理。”我适时宣传了党的这一政策，最后决定将善缘寺交给佛协管理。佛教徒利用佛教界的关系，广泛募集资金，在政府没投入一分钱的情况下，先后建成了大雄宝搬、讲经堂、天王殿等殿堂，如今善缘寺内香火兴旺，信徒虔诚，生活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