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抚顺新宾境内努尔哈赤创制了满文

清朝前期发布的禁烟告示，就是用满汉文同时书写的。


努尔哈赤创制满文后，满族人学习满文的模拟想像图。
清朝初期在东北修筑柳条边的模拟想像图。图形模拟/帕菲尔

   □本报记者/遆 红

  “满文是满族历史上使用过的文字，在有清一代被奉为‘国书’，用满文书写的大量历史文献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极为珍贵的一部分。”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副会长、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关嘉禄这样说。辽宁作为满族的故乡，满文的形象到处可见。举世闻名的人文景观沈阳故宫、盛京三陵、新宾老城的各种匾额、碑刻上都可以见到满文。而在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省博物馆和各大图书馆保存的历史档案、玉牒、典籍等珍贵文献资料中，满文可谓浩如烟海。

  在抚顺新宾境内努尔哈赤创制了满文

  “满文在满语基础上发展而来，满语又是由女真语发展而来。”作为从事满语文研究数十年的著名专家，关嘉禄讲起满文的来龙去脉简洁又生动。关嘉禄介绍说，早在12世纪初，建立了金国的女真族曾参考汉文和契丹文创制女真文字，但在金之后日趋没落，至明中叶基本废止。而女真语则仍在东北女真人中通行。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建州女真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各部，女真社会经济和文化获得迅速发展，与明朝及蒙古各部的联系也日益加强，原来借用蒙文进行交际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崛起，迫切需要有自己的语言文字。1599年，努尔哈赤命文臣噶盖和额尔德尼，用蒙古字母拼写满语，创制了满文，后来称做“老满文”或“无圈点满文”。

  在公众印象中，位于抚顺新宾的赫图阿拉老城是满族最早崛起的地方。“而在努尔哈赤于赫图阿拉建立后金政权之前，同在新宾境内的佛阿拉是其活动的中心，老满文就是在佛阿拉创制的。”关嘉禄指出了老满文的确切诞生地。满文的创制是满族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而且对满族共同体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对此，接受采访的多位专家持有共识。

关嘉禄认为，“同一音语”是满族共同体形成的重要条件，满文的出现更是增强了满族共同体成员的凝聚力。关嘉禄告诉记者，保存到今天的《满文老档》一书，就是用无圈点满文写成的。该书记录了1607年至1636年间满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这本书也是满文创制后即成为后金和清政权官方文字的最好证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副会长、辽宁省民族研究所原所长张佳生说，满文的产生加强了民族的自我意识。

“自满文创制后，许多官方史书都以满文记录著述，即便民间传说的记载也多采用满文。可以说，这种现象就是满文在推广满族文化和强化民族自我意识方面所产生的效果。”

  新满文为满族社会提供有效的文化支撑

  1632年，皇太极命达海对老满文进行改进和创新。

  “中间一根棍儿，两边都是刺儿，加上圈儿和点儿，就是满文字儿。”这就是我国民间对满文的形象描述，这种描述直接点出了新满文的最显著特征。

  这一年是老满文创制后的第33个年头。在这30多年里，满族社会可谓风云激荡。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立奴隶制政权——后金国。1621年，后金政权进驻辽沈地区，满族社会开始向封建制过渡。1626年，皇太极继承汗位，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革新创造。这时满汉人民的接触更加频繁，关系也更为密切。在这种背景下，老满文的局限性日益突出。

老满文字体简单，字母互相假借，字形不统一，语法又不规范，加上辨识困难，不易读懂，远不能适应后金社会日益复杂的交际需要。关嘉禄介绍说，达海根据皇太极的想法，改进老满文：统一字母形式，酌量增加圈点；增加新字母，重点解决汉语借词问题；用切音弥补满语字母拼写之不足。这样使满文成为发音清楚、表意准确的文字。经达海改进的满文，因有圈点，所以被称为“有圈点满文”或“新满文”。由于新满文结构合理使用方便，所以最终成为了清王朝从始至终的官方文字。新满文诞生后，有力地促进了满族共同体的发展。“可以说，新满文是满族共同体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

关嘉禄认为，新满文的产生是满族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为满族社会的迅速进步提供了更有效的交流工具和文化支撑。之后，满文成为清朝政府的“国书”，《中俄尼布楚条约》文本的官方文字就是用满文写成的。

  “清前期重要的文武大臣给皇帝的奏报均采用满文，除了内容本身的重要，也有相当的保密成分，从而形成了有史以来最完备的档案制度。”关嘉禄说，新满文在有清一代，特别是在顺治、康熙、雍正、乾隆时期作为“国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今的大量满文档案绝大多数都是用新满文写的。此外，还有大量用新满文书写的图书、碑刻。

  满文版《三国志》成八旗将领军事教材

  从后金到大清，满族由奴隶制社会迅速进入封建社会，这种史无前例的进步速度与满族积极有效地吸取汉文化精华密切相关。达海译书，是其中无法忽视的关键环节。改进老满文、催生新满文的达海是满洲正蓝旗人，姓觉尔察。达海自幼聪慧过人，9岁时就学会了满汉文，少年时代即随侍努尔哈赤左右。当时，满族与其他民族来往的文书都是达海起草的。皇太极即汗位后，文武兼备的达海充任机要大臣，并多次随军出征。

  皇太极重视文教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他采取译书的办法，以解决满族人学习文化的需要。天聪三年（1629年），后金设文馆，皇太极下令达海及刚林、苏开、顾尔马浑、托布戚等人“译汉字书籍”。在这些人中，以达海成就最大。他自入文馆起，到病逝为止，全部译完的书籍有《刑部会典》、《素书》、《三略》、《万宝全书》；翻译未完的有《通鉴》、《六韬》、《孟子》、《三国志》、《大乘经》。达海死后，皇太极的译书活动仍然继续进行。专家认为，正是这次大规模的译书行动，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斗争及文教事业带来了重要影响。皇太极除组织其他人译完达海留下的书籍外，还有选择地翻译了《四书》、《辽史》、《宋史》、《金史》、《元史》等书。这些翻译书籍的刊行，不仅弥补了满文典籍的缺乏，而且在满族人中间掀起了学习本族文化的热潮。由于清初战争频繁，所以满文版《三国志》备受八旗将领青睐，被当成军事教科书来学习。

  除翻译作品外，满族还产生了自身的文学艺术。张佳生介绍说，《尼山萨满》就是用满文记录的一部作品，它详细地描写了一个满族萨满——尼山萨满的法力和她所处时代的社会生活。在满族民间文学中，它所具有的历史价值、文学价值、语言价值、民俗价值和研究价值都非常高。一个长期被忽视的事实是：满文和汉文一样也有书法。额尔德尼、达海等人书写的《满文老档》可以算是最早的满文书法。在清朝前期，满文匾额、满文楹联、满文碑铭、满文印鉴甚至满文条幅纷纷出现，满文书法已成为一门艺术，它的出现丰富了满族文化的内涵。乾隆时还在原有满文字体的基础上，创制了满文篆书，使这种文字的艺术性进一步提高。

  入关后清统治者设大量满语教育机构

  清朝定都北京后，从人数到文化立即陷入了汉族及其文化的汪洋大海。清朝统治者对八旗直接面对汉文化的现实，有一种特殊的防备心理：害怕在汉文化的渗透下满族特点被排挤蜕化。防止满族入关后“渐习汉俗”是清初帝王的基本思想。如雍正就曾谕令八旗满洲“除照常考试汉字秀才、举人、进士外，在满洲等，翻译、武艺亦属紧要，应将满洲另翻满文考试。”

  张佳生说，有清一代，“国语骑射”一直作为清朝的基本国策。清初诸帝一方面加紧掌握汉文化精华以适应统治全国的需要，另一方面无不要求满人的满语、骑射皆精通。满语是满族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因而被作为满族的特征保存下来。“可以说，骑射、服饰、语言这三种被直接继承下来的民族传统，成为满族最为直观、最为根本的特性文化。”

  八旗在入关前，就已经初步开展了教育，入关后分别设立了国子监、八旗官学和义学。国子监的课程是讲授《四书》、《五经》、《性理》、《通鉴》，同时学习满汉文义。八旗官学的培养目标是“清汉兼优，精通翻译，以备部院衙门补用”。八旗义学意在让八旗中的贫困子弟略识满、汉文义而已。

张佳生介绍说，从顺治到雍正，各类八旗学校相继建立：皇子读书有上书房，宗室（即努尔哈赤父亲塔克世后代）子弟有宗室房，觉罗（即努尔哈赤祖父觉昌安后代）子弟有觉罗学，八旗子弟有八旗官学、八旗义学，内务府子弟有景山官学、咸安宫官学等等。“满族子弟的教育内容、方法与汉人的书院多有不同。对满族子弟的教育内容主要就是满文、汉文、骑射。学习满文的内容，一种是编定的满文教材，一种是满文圣谕，一种是翻译的汉文书籍。”

此外，盛京旗学较京师旗学更刻意强调“国语骑射”，而与吉林、黑龙江两地旗学的完全“满学”教育相比，更强调掌握满汉文翻译。康熙三十年（1691年），清朝正式设立盛京八旗官学。之后，八旗宗学和觉罗学及八旗义学也相继在盛京设立。当时的盛京城东南隅、金银库西是盛京八旗官学的所在，而小南门外则有宗学和觉罗学各一所。

  从嘉庆时期开始满语和满文逐渐衰落

  满族入主中原时人口不足40万人，与人口将近1亿的汉族相比，实在太少了。在语言交际环境上，即使作为“国语”来推广，满语满文也处于汉语及汉字的包围之中。随着满汉交际的增加，许多满族人早就学会了汉语并开始使用汉字。即便是康熙、乾隆等皇帝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