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连仲自传《我的人生之旅》之十七

王连仲自传《我的人生之旅》之十七

饥饿 犹如一场瘟疫迅速蔓延

    人们最不情愿看到的一幕，还是摆到了大家的面前。饥饿，犹如一场瘟疫，从农村到城市，从北方到南方，迅速蔓延开来。
 
    我的叔叔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曾经当过几天建军军官，属于内控使用人物。五姑父为抚顺发电厂总值长，还作为全国先进生产者，受到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我在政治上权衡利弊，决定把户口从虎台街的叔叔家，迁移到公园街的五姑家。
 
    我作为一个城镇居民，每月定量粮食为27·5斤，食油为三两。我长得人高马大，食欲非常旺盛，这点定量仅够半个月的消费。每天只好勒紧裤腰带，吃到小半饱就得撂筷，否则尽吃探头粮，弄个“粮尽弹绝”，那就真是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了。我本来正是年轻力壮、身体发育之时，每天都弄得饥肠辘辘，饿意难耐，晚上睡不着觉，只好爬起来看书。我感觉头晕目眩，四肢绵软无力，走路摇摇晃晃，投篮篮球扔不到篮筐。我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只能依靠注射硫酸钙艰难度日。饥饿不仅吞噬人的肌体，而且涣散人的意志，是一个十恶不赦的魔鬼。
 
    我也有时回到乡下在家里吃饭。妈妈做饭可以说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只能把那点苞米面掺些野菜搅糊涂粥。那种挨饿的滋味真是难熬啊！有时乡亲们凑到一起，总爱回忆吃饱时的美好情景，进行一次无可奈何的“精神会餐”。
 
    我以自己的亲身体验，可以直言不讳地说：“宁可坐穿牢底，宁可疾病缠身，也不选择忍饥挨饿！”人们有些迷惑不解：抚顺是一个人杰地灵、物华天宝的地方，一般说来，既没有大的旱灾，也没有大的水灾，所收获的粮食都到哪里去了呢？
 
    我回到家乡三家子村，作了一番简单的调查，终于找到了答案。1958年春天，一股强劲的“共产风”和“浮夸风”，也势不可挡地刮进了这个偏远闭塞的小山村。三家子村改为生产大队，隶属于大柳人民公社，下边划分为东西两个生产小队。生产大队实行集体所有制，同时成为经济核算单位。每个农户不仅土地、园田、山林被收归集体所有，而且车辆、牲畜、大型农具也要无偿“交公”。这样一来，生产大队变成了“农业工厂”，农民则变成了两手攥空拳，依靠工分吃饭的“农业工人”。村西庙台上那鼎古钟和村中电线杆上新安的大喇叭，成为大队头头指挥种地的得力工具。

（王连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