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参与了宣传雷锋的报道(5)

　　回到沈阳，我们一边消化材料，一边核对记录。不久，赵志华也回来了，并提供了经他整理的一些素材，我们便埋起头来开始“爬格子”。说真的，我们那时虽然都已经在新闻工作岗位搞了多年，但对如何写好雷锋这位平凡中见伟大的全新的人物典型并没有底。写了改，改了重写。写到动情处免不了鼻酸眼湿，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几个日夜脑海里净是雷锋。在写这篇通讯的过程中，得悉雷锋已于1960年11月8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因此，文章就从“穿上军装还不到10个月的战士雷锋，不久前参加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开头。为此，我们完稿时的题目定为《党的好后生》。

　　通讯稿经过打印装订后，我们首先送给嵇炳前总编审阅。他看后，表示满意。接着嵇炳前又将稿子转给沈阳军区副政委杜平审定，杜平对雷锋的思想和事迹给予很高的评价，并批示：“雷锋同志的苦难，是整个阶级、民族的苦难。在解放前受到像雷锋同志那样遭遇的人比比皆是。他只是千千万万受苦受难人中的一个。解放后，全国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彻底翻了身，正为建设美好、幸福的生活而忘我地劳动。可是有的人竟在短短的11年中忘了本，生在福中不知福。因此，雷锋同志这种精神显得十分重要，值得学习。现将此材料印发军区部队，结合‘两忆三查’运动，进行教育。”

　　杜平是1960年11月24日审完稿子并批示的。时间仅隔一天，26日通讯就按杜平的意见，将题目改为《毛主席的好战士》，在沈阳军区党委机关报《前进报》一版和二版上发表，一版同时登载了杜平的批示和报社社论《不忘过去，发愤图强》以及雷锋捧读《毛泽东选集》的照片。之后，我们把打印稿分别寄发新华社军事部、《解放军报》和辽宁地区的几家报社。同年12月13日《辽宁日报》以《红色的战士雷锋》为题发表了这篇通讯。年底《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新华社播发的通稿《苦孩子成为优秀人民战士》。《解放军报》也发表了我们所写的通讯，题目是《一棵茁壮的新苗》，并配发了照片和短评。

　　各报发表了我们的通讯之后，沈阳军区各部队的干部战士和辽宁地区的人民群众反应比较强烈，有力地推动了部队正在进行的“两忆三查”和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军区在通讯发表的同时，在青年战士中普遍开展了“学雷锋、赶雷锋、超雷锋”的活动，一时间雷锋成了沈阳军区范围内的新闻人物。从1960年底到1962年初，《前进报》陆续发表了《雷锋日记摘抄》和许多雷锋的故事。李健羽在1961年5月再次到抚顺采访，写了《好战士雷锋和红领巾》，新华社发了通稿。

　　1962年6月到8月，我们奉新华社的调遣，到东南沿海地区准备参加粉碎台湾国民党军队阴谋进攻大陆的战地报道。在当地我们所接触的一些陆、海、空军部队官兵中，常有人提及雷锋。在南澳岛海防哨位上几位来自东北的干部战士，在谈到决不允许国民党军队进犯大陆时说：“一定要像雷锋那样，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蒋介石如胆敢进犯，就坚决打他个片甲不留，不能让我们祖国的儿童再受到雷锋童年的苦！”由此可见，雷锋这个典型不仅在沈阳军区部队和辽宁地区有影响，在全军范围内也是有一定影响的。因此，8月初我们回到新华社商谈今后的日常报道时，提出要对雷锋担任班长后作连续报道。军事部的领导说，只要有新的动人的事迹，可以相继发稿。万万没有想到，在我们8月16日返回沈阳的前一天，雷锋不幸殉职了。我们深感悲痛和惋惜：在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班长乃至成为抚顺市人民代表后的表现，我们都还来不及进行深入采访，就再也不能听他亲口用那带有湖南乡音的流利普通话对我们倾诉他所想所做的一切了。

　　不久赵志华到新华社辽宁分社来，讲述了抚顺人民为雷锋举行隆重葬礼以及千万人民群众发自内心悲痛悼念的场面。我们试图就此发个消息，结果由于许多原因而未能如愿。但我们俩觉得就此结束对雷锋的宣传心里总不是滋味。直到《辽宁日报》又发表了署名霍庆双、波阳的长篇通讯和雷锋的日记摘抄，我们的心情才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