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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初期汉军及其牛录探源

2012-11-11 10:49 《满族研究》(沈阳)2007年1期 滕绍箴 6365
本文旨在研究清初汉军八旗的诸多疑难问题。认为努尔哈赤时期汉族官兵多是“随旗”行走,随旗汉人与旗人不应混淆。入旗汉人载体是包衣等内牛录,对16个外牛录提出质疑;认定六甲喇诞生于天聪朝,是旧汉兵组织。汉军旗诞生时间不是天聪五年,是天聪八年;汉军八旗及其牛录制度的完善化是崇德七年;“三顺王”与续顺公所部“归并”汉军旗,但当时未曾编组牛录……

清朝初期汉军及其牛录探源 图1

 

  八旗制度是清初国家实体,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中外清史、满族史专家、学者,无不给予高度重视,成为研究热门课题。其中对于汉军的研究成果亦颇可观,但从宏观粗线条研究较多,而微观探索却只是皮毛,诸如汉军16牛录、六甲喇、汉军旗、汉军牛录建制等问题,尚多模糊。笔者不曾在此下过工夫,只是临时整理此文,用以抛砖引玉,请教于同仁。


  一、对汉军十六牛录质疑


  清朝官方文献载称: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八旗“是满洲牛录三百有八,蒙古牛录七十六,汉军牛录十六”①。根据这一记载,前辈学者多有发挥:“满洲佐领三百有八,蒙古佐领七十有六,汉军佐领十有六,共四百佐领。每佐领编壮丁百有五十,八旗六万人”②。于是,上述意见就成为诸多专家、学者研究八旗制度的基础资料和论证根据,汉军16牛录即成定案。近年出版的诸多著作,梗概称:“汉人隶属于旗下的牛录,汉官皆编入旗,隶属于旗”③。笔者对此提出质疑。请问这16个牛录额真都是谁,所率领的部众来自何方?汉族官民既然都已入旗,为什么只有这么少的牛录?参考努尔哈赤时期的民族政策,令人怀疑。欲搞清这个问题,必须研究汉人在后金社会存在的组织状况、随旗和入旗等问题。


  1. 汉人社会组织管理系统。

 

  努尔哈赤时代整个社会是八家分治,八贝勒下属官员各属一旗,以官员等级高低各分固山额真、五牛录额真、牛录额真、代子章京和屯拨什库等。八旗各级组织除统辖诸申(按丁分配)外,将投顺、俘获的汉人,按系统分配。其中较大数量为诸申家下奴仆,具有自由民身份者“每十三壮丁,编为一庄。按诸申官员品级分给为奴,于是同处一屯”④。特别是天命六年(1621年)七月以后,民族矛盾上升,努尔哈赤命都堂阿敦阿哥、武尔古岱额驸等直接管理汉人。八年(1623年)七月,改汗而用八贝勒名义管理,对汉族歧视政策日渐严重。但对汉人社会组织管理采取两个系统并无改变。譬如给牛压印,派“诸申一都司,尼堪一都司”;收税“皆以两计,一两取税一钱,征税人取二份,牛录额真、代理章京取一份。汉人之税,由管辖之备御、汉人千总取一份”⑤。可见,是旗、民分别管理。


  (1)汉官管理系统 天命六年(1621年)十二月初八日,努尔哈赤宣布在汉人中,实行“百人设百长”制度。第二年正月初四日,重申“计国之男,百男设一百长”。凡是有公役之事,皆“十男令出一男。一百长出十男”。一位百长率属从役,家中“留一百长”,内外由两位百长“共管之”⑥。五名百长设一千总,即“五百汉人置一千总”。当年“分河东尼堪”为“汉总兵官各四千男,副将各三千男,参将、游击各二千男”⑦。


  这些汉人不仅要纳税、出徭役,而且有当兵的义务。抽兵按丁,天命六年(1621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汗宣布:“著二十人抽一人从军”,凡是出兵者,必须“骑价银十两之马匹”,所持相关“器械”和马匹费用“由二十人合摊”。选出的兵丁,由“一百长带领前来”汗城,并带领自己家口,“令速来京城居住”。这些兵丁免去一切差徭、赋税,即“汉官一切征收之官赋等悉令停止”。明朝边关塘报说:“河东十家编军一名,朋出马一匹”⑧,报道比较实际。按照这个比例,汗书中说:“管四千之汉官,出二百兵”、“管三千兵者,立一百五十”、“管二千人者,立百兵”,这就是后金军队中的汉兵(后称旧汉兵)。


  这些调往城里的汉兵,除本人、妻、子等外,“其家人仍居原处耕田”,而他们自己由“一备御率汉人五百及千总一员、兵丁二十五人”进驻城市,其中“以八人收管备御之诸物,再以善射之七人执枪携弓,佩带撒袋。至其不善射之十人,皆令植炮”。平时没有敌情,所持武器“尽收之,存于各该管官家中”。从总兵官“一百兵备十大炮,八十备长炮;有一百兵以意私役之”⑨。


  从上述事实中可以看出三个问题,一是这些汉兵主要任务是城市驻防,手中武器受到严格控制。二是服役兵丁从城市到农村的家属,在两位千总管理下,形成城乡联防。城市家属等于人质。三是汉兵主要属于炮兵,用于城市防守,与天聪朝的“汉军”不同。具有满族入关后绿旗兵的性质。


  由于建立汉人、汉兵管理系统,就形成以总兵官佟养性和李永芳为首的汉官统治系列,如设都堂、总兵官、参将、游击、备御、守堡或管屯等官。分辖各地的汉官有金州游击刘爱塔,盖州游击杨于渭,复州游击单荩忠,沈阳游击刘有宽,镇江游击佟养真,爱河备御高明和等。据天聪二年(1628年)十二月,皇太极“颁发汉官敕书”的记载,有总兵官佟养性。副将爱塔。参将佟延、刘岱仲、顾守通。游击有赵一鹤、马汝霖、严庚、李绍武、李大成、杨达有、吴殷、祝世昌、佟成蛟、李英杰、李国臣、张孟兆。都司李继学。备御有爱塔、佟延、李英杰、张兴国、杨铭石、赵世兴、殷廷辂、王义伟、吴裕、王远觉、佟成年、郭绍吉、宋世尧、马远功、马远龙、曹思扬、徐文、宁殷、刘远清、杨万邦、王玉吉、朱登科、崔大忠、高永富、李士新、王世平、王佳岩、朱守义、臧国祚、陈万寨、宋文远、佟正、高提明、于成功、马戍龙、韩田禾、王子登。总计是总兵官一名,副将一名,参将三名,游击十二名,备御三十五名⑩。


  从这组名单中我们看到两个问题,一是名单是奖励功勋名单,各给世袭职务,他们肯定都是汉官,不是旗官。二是清朝前期对于早期牛录,统称“国初”牛录。所谓“国初”是指天命,主要是天聪朝而言。查证相关资料,汉军“国初”牛录,只有镶蓝旗汉军都统第四参领所属第五佐领,首任佐领是明朝山海关归降副将许定国(11)。因此,可以断定这个时期普遍设立汉备御、千总、百长是管理汉人的基层社会组织,不是以牛录进行编制。(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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