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后期满汉两族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

　　满族的祖先，古称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主要分布在祖国的东北地区。明朝时，女真分为“海西”、“建州”、“野人”三部。海西女真居住在今松花江沿岸；建州女真原居住在牡丹江和绥芬河流域，后来几经迁徙，才移至今辽宁新宾一带；野人女真世代居住在从伯力到庙街的黑龙江两岸。

　　元朝被明推翻后，明政府肃清了元在东北的残余势力，设置了地方政权机关——“辽东都指挥使司”和“奴儿干都指挥使司”。辽东都司的治所在辽阳。奴儿干都司的治所在黑龙江下游东岸的特林地方，即元代的征东元帅府故址。这两个都司，分别在其管辖的地界内，行使明朝政府的职权，管理其统治下的各族人民。

　　清乾隆钦定《满洲源流考》卷十三，称明初疆域仅“东尽於开原、铁岭、辽、沈、海、盖，其东北之境……明人曾未涉其境。”这种说法，乃满洲贵族讳言其祖先与明服属关系，故意制造烟幕，是不符合事实的。

　　明永乐七年（1409年），明政府派遣都指挥同知、都指挥佥事等官，由钦差内官亦失哈率同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设置奴儿干都指挥使司。后不久，亦失哈还在该都司治所特林地方江边山上，修建了一座永宁寺（永乐十一年修，后被毁，宣德八年重修），并先后两次立碑记载奴儿干都司和修建永宁寺的经过。这两块石碑就是历史的见证。它有力地告诉人们，明初的东北疆域实际已到达什么地方。

　　历史记载，早在明以前，就有大批汉人——贫苦的农民、各种手工业工匠，还有一些逃避战乱、寻找世外桃源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如东汉末年的管宁、邴原、三国时的太史慈、以及晋朝时的高瞻等，先后来到东北。他们把关内的先进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和经验，以及高度的封建文化，带给生活在这里的各兄弟民族，这对当时尚处于较低社会发展阶段的满族来说，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据明正统八年（1443年）四月锦衣卫指挥佥事吴良奏：“臣奉命使海西，见女真野人家多中国人（指汉人），驱使耕作。询之，有为虏去者，有避差操罪犯逃窜者。……”[1]又据《辽东志》卷七《艺文·卢琼〈东戍见闻录〉》描述建州女真部的社会经济状况，说：“乐住种，善缉纺，饮食、服用皆如华人（指汉人）。”从上述两段记载可以看出，不论是海西女真部，还是建州女真部，都有不少汉族农民在那里耕作。

　　朝鲜成宗六年（1475年）七月癸丑《朝鲜实录》讲，建州女真使用的箭镞，“昔皆用骨，今则皆以铁为之。”铁的来源系建州女真人用貂皮向朝鲜人交换得来。成宗十四年（1483年）十月庚午《朝鲜实录》又讲，这时建州女真的甲胄，也“以铁为之”，问其“铁产于何地”？答曰：“产于火刺温地面。”又问“有冶工乎”？答曰：“多有之。”[2]如上所述，过去箭镞用骨制，后来用铁制；原来铁的来源靠向外交换，以后能自己生产；起初只能用铁制箭镞，继而还能用铁制甲胄，而且冶工很多。这些事实，反映了建州女真部的一定铁冶水平。尽管记载中没有说明这些冶工是否为汉人，但不难推测，既然女真各部家中有不少汉族农民，那么，这些冶工中很可能有一些就是汉族农民。

　　据《辽东志》卷六《人物》载，管宁来辽东，“避乱者皆来就之，旬日成邑。”高瞻来辽东时，率领了“数千家”。这种记载当然有夸大成分，而且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所传播的肯定都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文化，接受这种文化影响的也只能是女真各部极少数上层人物；但是，不管怎样，通过这些人，总算把当时比较先进的文化，带到了这块比较后进的地区。

　　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隔海相望，距离不远。从山东登州（今蓬莱县）、莱州（今掖县）坐船，若遇顺风，一昼夜即可抵达辽东旅顺口。辽东地方，棉花、布匹，取给于山东；金州、复州、海州、盖州四卫的居民，亦各有船往来登、辽，贸易度活。[3]明政府先后在开原、广宁、抚顺等地，开设马市。通过开市交易，汉人把铧子、铁锅、米、布、绢、缎、袄子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卖给满人，满人则把马、牛、羊等牲畜和貂皮、人参、松子、木耳、蜂蜜、兽皮等土特产卖给汉人，彼此互通有无，各自满足需要。尤其是抚顺、清河、宽甸、靉阳四处关口，自开为互市场后，汉族和建州女真族在经济上的联系更加密切，满族社会也比以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4]

　　十四世纪末、十五世纪初，建州女真的著名首领猛哥帖木儿兴起。永乐时，他曾随同建州卫都指挥使李显忠来京师朝贡，受到优渥的接待。明政府封他为建州左卫指挥使，后升为都督佥事，最后升为右都督。[5]猛哥帖木儿在清史上称“都督孟特穆”，被尊为“肇祖”；建立清朝的爱新觉罗家族就是他的后裔。

　　猛哥帖木儿升右都督不久，就被另一支女真人杀害。他死后，他的儿子董山（一作“童山”、“充善”）和他的异父同母弟凡察为争夺建州左卫的卫印，长期相持不让，明政府为解决矛盾，于是分建州左卫设建州右卫。[6]升董山为都督同知，掌管左卫；升凡察为都督同知，掌管右卫。

　　此后，经过一百多年的变迁，到猛哥帖木儿的六世孙努尔哈赤时，建州女真部日益强盛起来。关于努尔哈赤的先祖世系，明史书与清史书有不一致之处。据清史书上记载，自孟特穆往下传：第一代为充善（明作“董山”、“童山”），第二代为锡宝齐篇古，第三代为都督福满（清尊为“兴祖”），第四代为觉昌安（明作“教场”、“叫场”，清尊为“景祖”），第五代为塔克世（明作“他失”、“塔失”，清尊为“显祖”），第六代为努尔哈齐（即努尔哈赤，清尊为“太祖”）。明史书上记载清太祖先人世系，与此稍有歧异：第二代之锡宝齐篇古和第三代之福满，在明史书中找不到字音与之相对应的人名。特别是第三代，明史书叙述断线，脉络不明，如由努尔哈赤往上数，父亲他失，祖父教场，均与清史记载相同，但再往上数，教场之父是谁？即第三代是谁？不清楚。此处所说之“六世孙”，系依清史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