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八王共治国政制研究(5)
2012-11-18 07:07 《中国史研究》 杨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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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金进入辽沈地区（公元1621年）后所面临的全新局势及日益尖锐的内外矛盾，促使努尔哈赤在大力加强汗权的前提下，制定并部分实施八王共治国政制，以遏制八旗分权倾向，解决汗位继承人问题，维护后金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与稳定，巩固后金统治。这一目的虽然基本达到，却对其后皇太极的统治造成严重不利后果。总的说来，八王共治国政制对于后金的发展弊大于利。
阿敦事件表明，四大贝勒之间，尤其是代善同皇太极之间矛盾已十分尖锐。代善虽然遭到很大挫折，但实力犹存，被皇太极视为获取汗位的最大障碍，必欲除之而后快。甚至连朝鲜人也认为，皇太极与代善“位次相逼，猜忌必深”（注：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8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137页。）；皇太极“虽英勇超人， 内多猜忌，恃其父之偏爱，潜怀弑兄之计。”（注：《满文老档》上册，第241—242页；另参见王钟翰辑录《朝鲜〈李朝实录〉中的女真史料选编》，辽宁大学历史系清初史料丛刊本，第284页。）
阿敦事件使努尔哈赤认识到，如果再立嗣汗，无论所立何人，这一举措只会起到火上浇油作用，致使诸子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发展，乃至威胁到后金的统治。因此，必须另辟立嗣新路。
下述史实，同样表明当时后金嗣位问题的复杂程度及其牵连之广。天命六年（公元1621年）十一月，都堂达尔汗侍卫向济尔哈朗、斋桑古、岳托、硕托4位贝勒索取财物，并盗取缎疋、财帛一事被揭发。 努尔哈赤惩处达尔汉的同时，还严厉斥责济尔哈朗等人：“尔等行贿，或欲塞上面诸嫂（原档残缺）之口；或图勿使上面诸叔兄长为汗，而自谋汗位而已。……”“遂治其罪，……监禁三日三夜。汗亲往禁三（四？）贝勒之处，痛斥诸子，唾其颜后，乃遣回家。”（注：《满文老档》上册，第247页。）此事详情已无考， 但反映出连诸小贝勒也卷入争夺嗣位的漩涡。努尔哈赤为此苦思焦虑，忧心忡忡，其急于解决这一问题的迫切心情，乃不言而喻。由此可见，八王共治制也是努尔哈赤在吸取两次立嗣失败，以及前述事件的经验教训基础上，逐步形成，并于天命七年（公元1622年）三月最终确定。
五
八王共治制与皇太极继承汗位之间所具有的内在联系，迄今为止，尚未被人们所揭示。
天命后期八王共治制的部分实施，在客观上成全了皇太极，使他在这一制度的监督与“保护”下，如愿以偿，相对顺利地登上汗位。
八王共治制出台时，皇太极已是八和硕贝勒中汗位竞争力最强的一位，但另一方面，他骄纵揽权、拉党结派的倾向，也愈益明显。换言之，他既具备争取汗位的才能与实力，又存在突出缺点。八王共治制的部分实施，促使他收敛了骄横作风。
努尔哈赤宣布八王共治制之际，明确指出嗣汗人选的范围以及汗位继承人的标准：“继我而为君者，毋令强梁之人为之。此等人一为国君，恐倚强自恣，获罪于天也。……尔等八固山王中，有才德能受谏者，可继我之位，若不纳谏，不遵道，可更择有德者立之。”（注：《满洲实录》卷七，天命七年三月初三日；另参见《清太祖实录》卷八，天命七年三月己亥；《满文老档》上册，第345—346页。）即后金新汗应由八王之中选出，努尔哈赤的子侄和孙辈皆有资格当选，但必须是德才兼备，又能虚心纳谏者。
努尔哈赤所称“强梁之人”，主要是指类似褚英之人。褚英身为努尔哈赤长子，战功卓著，在诸贝勒中本已独占鳌头，成为汗位继承人后，权势更为增长。可是，褚英心胸狭窄，不能容人，对不服从他的四大贝勒及努尔哈赤所重用的五大臣，强行压制，并以即汗位后将予诛杀相威胁。（注：《满文老档》上册，第20页。）由于褚英不能团结众贝勒大臣，反而引起双方的尖锐对立，其嗣位终于被努尔哈赤废除。此后，他不思悔改，竟生叛逆之心，于后金建立前夕被父汗处死。（注：《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第1分册，辽宁大学历史系清初史料丛刊本，第 21页。）
应当说，努尔哈赤宣布八王共治制时，有资格当选为后金汗的八王，即八和硕贝勒当中，尚不存在褚英这种强梁之人。不过，尽管努尔哈赤并未立嗣，但四大贝勒都已具备很强实力，而皇太极尤为突出。因此，努尔哈赤不得不密切关注四大贝勒，特别是皇太极的言行，并想方设法，防止他们步褚英后尘。
天命八年（公元1623年）六月，大贝勒代善揭发了牵涉到皇太极的乌尔古岱事件。代善的揭发，反映出三大贝勒，尤其是代善本人与皇太极之间在汗位继承问题上的激烈较量。
天命七年（公元1622年）八月，都堂乌尔古岱额驸接受汉族官员馈赠的黄金，随即将此事请示可能正在“按月分直”的皇太极。后者指示他“不如暂留此金，以待事发”。此事只是皇太极和三小贝勒岳托、济尔哈朗、德格类知悉，他们不仅对三大贝勒封锁消息，亦未禀报努尔哈赤。（注：《满文老档》上册，第505—509页。）这一事件反映，代善丧失嗣位后，皇太极在后金最高统治层内部的势力逐步增长，并已进一步争取到三大贝勒的子弟，即代善之子岳托、阿敏之弟济尔哈朗、莽古尔泰之弟德格类的支持，彼此关系极为密切。皇太极的这种做法表明，他的揽权已达到不择手段，不计后果的程度，他与三大贝勒之间的矛盾，因此更为尖锐。八王共治制部分实施后，皇太极仍如此行事，自然引起努尔哈赤的高度警觉。
乌尔古岱事件发生后，努尔哈赤严厉指责皇太极：“尔若贤良，则凡事秉公从宽处之，兄弟之间皆平等以待，相互敬爱。尔……超越他人而行，置众兄于不顾，尔欲为汗乎？聚朝而散时，尔送众兄，则众兄之子必报尔，送尔至家，此方合礼仪耳。尔不送众兄，而众兄之弟送尔，尔何故默然受之？尔之贤明何在？”“四贝勒乃余爱妻所生之唯一后嗣，故不胜爱悯。尔之贤哲何在？何其愚也？”于是为此“悲之。”（注：《满文老档》上册，第505—509页。）努尔哈赤认为，皇太极为谋求汗位，拉拢诸小贝勒，对兄长傲慢无礼，并非像人们所赞誉的那样“贤明”、“贤哲”，因此还够不上是位“有德者”。他的斥责中，除去失望与忧虑，还有恨铁不成钢的关爱之情。这对皇太极既是一个打击，也促使他重新考虑在争夺汗位中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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