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满族四种社会群体的形成(上)
论清代满族四种社会群体的形成
赵展
一、发现满族四种社会群体
由于满族在地域上分布极广,北从黑龙江南到南海之滨,东自山东半岛西抵喀拉昆仑山,到处都有满族人的足迹。其成员生活在不同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之中,在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两方面必然要受到地缘关系的制约,潜移默化地染上地方的色彩,久而久之各地的满族便形成不同的社会群体。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虽然满族有着共同的语言、文化传统、心理素质和民族的认同,但是分散在各地的满族社会群体,出现了“微有不同”的现象。然而,对这种现象一直未被人注意,可以说熟视无睹,总认为各地的满族都一样,没有什么不同。
从1986年开始,在丰田财团的资助下,我参加中日学者共同研究《满族文化对周边民族的影响》这一课题。我曾先后6次深人到中国的南部福建省、广东省,北部的山东省、河北省以及东北三省满族聚居区,进行社会历史调查,搜集满族习俗方面的口碑资料和文献资料,以民族地理学的研究方法,作了综合性的分析比较研究,始发现散居全国的满族有不同的几个社会群体,或者说是不同的“民俗集团”。这一发现将对满族的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那么,我是怎样发现散居全国的满族存在着几种不同的社会群体呢?简而言之,就是在实际调查中发现的。当我在关内各地调查时,询问他们的先人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多数回答是从北京派遣来的。即使有的说是从另一个驻防地调来的,再追问以前是从什么地方调去的,也都说是从北京派去的。这就清楚地说明,北京是外调满洲八旗兵的大本营。谁都知道,北京的满、蒙、汉八旗兵是“随龙人关”的。那么,在内地驻防的满洲八旗官兵,大多数住在“城中之城”——满城,处于汉族汪洋大海的包围之中,出现与汉族共同点日益增多的局面。
我到东北三省考察满族的历史,需要从满族的形成说起。早在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时,他实行迁徙政策,将被征服的人口几乎全部迁到辽东的根据地来,建立一个不断扩大而又集中的居民区。此外,他又派少数官兵进驻宁古塔(今海林市旧街),管辖当地居民。这是努尔哈赤在北方建立的另一个居民点。
清军进关之际,清朝统治者率先驱使辽河两岸满、蒙、汉八旗官兵及其家属进关。盛京各城只有少数官兵留守。接着,第二年又调宁古塔官兵进关参战。此时,东北出现人烟稀少的局面。嗣后,调新满洲充实盛京的兵力。接着,在盛京地区设立皇庄、王庄和官庄。至清康熙二十五、二十六年(1686,1687年),相继从北京拨回大批满族官兵及其家属,充实盛京各城的防卫力量。很显然,盛京的留守人员、新满洲、壮丁及拨回的八旗官兵,就是今天辽宁省500多万满族的先人。
宁古塔除了满洲八旗官兵及家属外,当地还有巴拉人住在山林里,以渔猎为生。清顺治二年(1645年),皆因关内用兵,从宁古塔抽调一大批官兵。然而,在沙俄人侵的威胁面前,清政府迅速调回大量的军队,加强北部边防力量。接着,从北京、盛京等地拨回一批打牲丁到乌拉(今吉林市西北乌拉镇)地方,设立打牲乌拉总管衙门,负责采捕事宜,供应宫廷的需用。清康熙元年(1662年),在宁古塔旧城设宁古塔将军衙门。5年后迁到新城。又10年后将军衙门移至吉林。其间,宁古塔将军从黑龙江下游和乌苏里江以东地方迁移来2000户居民,编为新满洲旗籍,安插在宁古塔和吉林地方。由于防务的需要,将宁古塔一部分官兵调往浑春、三姓、伯都纳、吉林、爱辉等地驻防,从而扩大了留守群体的范围,保留传统的文化习俗。
迨至乾嘉年间,清朝皇帝指令吉林将军在拉林、五常、双城、阿城等地开垦土地,建造房屋,新立屯堡,安排北京闲散旗人前往耕种土地,让他们从事农业生产,以解决北京的“八旗生计”问题。
当我深入到关内、辽宁、吉林和黑龙江满族聚居区调查时,使我清楚地了解到,虽同属满族,但由于历史文化传承的不同,居住环境的差异,便形成了不同的习俗。我就抓住了这个不同的习俗,进行分类排比,划分出四种社会群体。若以进关与未进关作为界限的话,则未进关的少部分人为留守群体;进关的大部人为驻防群体;从北京调回到辽宁的满洲八旗兵与少数留守人员混住在一起,经过长期共同生活,形成留守与驻防相结合的群体;为解决北京闲散旗人的生计问题,动员他们携眷到拉林、五带、双城和阿城等地屯垦,从而出现了屯垦群体。这四种社会群体的形成,乃满族人口“机械变动”的结果。我所划分这四种社会群体,便将散居全国各地的满族都囊括在内,而且从中可以看出各个社会群体不同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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