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勇：自行车——载走岁月 驮来欢乐

1973年3月与同学一起骑车到沈阳游玩，作者推着“东方红”牌自行车在东陵门前留影。

    记得很小的时候到同学家玩，一进屋就看见他家墙上端端正正地挂着一辆簇新的自行车，离地一人多高，车把都顶到天棚了。我被这硕大而醒目的特殊“壁挂”惊得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同学见状忙解释道：“平时也不怎么骑，放在地上又占地方，干脆把它挂起来了。”其实，怕“占地方”只是一个托词，怕磕着碰着，更怕不明事理的邻居、亲戚张口借车，才是实情。从这件小事上足可以看出当年自行车在普通百姓家中至高无上的尊贵地位。曾几何时，每天上下班交通高峰时，奔腾滚滚、浩浩荡荡的自行车流在这个素有“自行车王国”之誉国度的城市里，是一道蔚为壮观的流动风景线。远的不说，从建国后到上世纪80年代初，自行车不仅是人们的重要代步和运输工具，而且也是一个家庭富裕程度的重要标杆，以至于“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收音机）之说尽人皆知，男婚女嫁有了自行车也才算名正言顺，才能心安理得。如今，自行车早已风光不再，日益增多的私家小汽车雨后春笋般地充斥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当仁不让地取代了当年自行车的霸主地位。然而，关于自行车的各种美好记忆，却如影随形般萦绕在心头挥之不去，清新依然、醇香依然、温存依然。

    我与自行车的结缘，始于上世纪60年代末走“五七”道路的高潮中。“文化大革命”期间所谓的“五七”道路，表面看与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有关，实际上并不贴边，用“五七”来为那条“道路”和那些“战士”命名，可以说是牵强附会的。凡是被指定要走“五七”道路的人，要么是去所谓“五七”干校参加生产劳动，改造世界观；要么是把户口（包括家属、子女的户口）直接迁到农村去，由原来的干部编制变为既不是干部又不是农民的所谓“五七”战士。当时，我的父母都是这样的“五七”战士，我们当儿女的，也做好了跟随父母到农村去走“五七”道路的准备。即使在这种前途未卜、命运难料的情况下，父母最关心、最牵挂的，依然是孩子们的学习和受教育问题。他们想，到农村后，不论怎样也要让孩子继续上学读书，而农村学校路途遥远，没有交通工具是十分麻烦的。为了方便孩子上学，就花了100多元钱给我买了一辆沈阳产的“东方红”牌二八型加重自行车。

（作者：陈 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