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勇：自行车——载走岁月 驮来欢乐(4)

作者与同学石鑫淼、戴锡斌在一起，旁边是戴锡斌的坐骑

    这样与父母两地分居、与姥姥相依为命的“留守”生活，大约有一年多、不到两年时间。随着爸爸被“解放”并被重新安排了工作，父母二人一起回到了城里，我们从此结束了这种孤寂而苦涩的相互守望、相互牵挂。生活安定下来后，我有了更多的时间与同学们玩。那辆自行车没能像预期的那样载着我在农村的土路上疾驰飞奔，我也没有机会在乡下的田间地头展现我的硬朗车技，但它在城里仍然尽显身手，大展宏图。自行车已经主要不是交通工具（因为学校与家的距离并不遥远），而成了我和同学们游乐、嬉戏的胯下玩偶。当然，它的价值绝不仅限于此，它带给我们的快乐和收获，到现在我们也不能忘记。有一件事至今仍然长系于我心，常动于我怀，那就是我和几位同学骑车到沈阳远足的奇妙经历。那是1971年3月的一个星期天，我和高德勇、王会成、杨德昆、张国强、崔明同学一起骑车去沈阳，当时我们都是十五六岁的小伙子，骑车去沈阳毕竟是第一次。当时自行车对许多家庭来说还是一种奢侈品，同学去沈阳骑的自行车大多是从亲戚或邻居家借来的。我们从抚顺火车站前广场集合后准时出发，一路你追我赶，又互相照应，只觉得耳边呼呼生风，脚下越蹬越来劲儿，而满眼初春的景色都是我们坐在教室里看不到的，觉得特别的新奇、特别的有趣。我们沿着沈抚公路（北道）先到了东陵公园，踏着“一百零八磴”拾阶而上，在古树下逡巡，在宝顶前凝思，感受历史的天空云卷云舒，慨叹革命的形势如火如荼……然后又乘胜追击，于中午时分到了沈阳市中心，先后到红旗广场（即中山广场）、中山公园等处游玩。骑着自行车在沈阳大街上穿梭的感觉真的很好，而骑车绕着红旗广场观看巍峨的毛主席塑像和不同造型、不同内容的群雕，心里充满了敬畏和崇拜，我们每个人都在毛主席塑像前留了影。若不是张国强突然发现他从舅舅家借来的自行车中轴处裂了一道纹，吓得我们不知所措草草结束旅程踏上了归途，我们原本还要去故宫、北陵公园等处游玩呢。

    这辆“东方红”牌自行车的最大功绩，是陪伴我度过了在辽宁大学的4年大学生活。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国家和人民迎来了新生的春天。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大胆突破“两个凡是”的桎梏，彻底推翻“两个估计”的魔咒，力排众议，力挽狂澜，于1977年9月果断地做出了立即恢复中断10年之久的高考制度的决策。事过多年后我们知道，当时由于是突然决定恢复高考，印刷高考卷纸的纸张没有保障，又是邓小平拍板决定将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调来印刷高考卷纸！我幸运地成为全国570万名考生中的一员，参加了于1977年12月举行的高考（这是新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冬天举行的高考），历经波折和磨难，终于在次年4月以“走读生”的身份迈进了辽宁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大门（当年高考录取近27.3万人）。实际上我们仅仅“走读”了一个学期，从第二个学期开始学校就在学生宿舍楼为我们安排了房间，但我住在大姨父所任教学校和大姨家的最初半年里，必须有一个“走读”的交通工具，因此我把这辆已经跟随我八九年了的“东方红”牌自行车通过铁路托运到了沈阳。后来尽管不“走读”了，但自行车一直没有离开我，我和徐斌、卞爱军、白玮等同学经常骑着各自的自行车，到北陵公园、南湖公园游玩，到太原街、中街等商业区购物，到东北电影院等沈阳知名的影剧院看电影……那时电视机还不太普及，我和其他外地来的同学时常骑车到住在沈阳的白玮家去看电视，《哈里森敢死队》、《大西洋底来的人》等诸多国外电视连续剧，我都是在白玮家看的。在这4年大学生涯中，我心爱的坐骑不仅忠心耿耿、任劳任怨地听从主人的差遣，也还时常被借去为主人的同学提供服务。归还回来时，有时它已蓬头垢面、风尘仆仆，不是车把歪了、链条掉了，就是车圈“瓢”了、车胎瘪了，甚至因为借车人把车钥匙弄丢了，不得不把车锁撬坏才把车骑了回来。

（作者：陈 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