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勇：自行车——载走岁月 驮来欢乐(5)

    1982年初大学毕业后，这辆跟随我“南征北战”达4年之久的自行车，又跟我一起回到了家乡抚顺。而它为我提供的最后一次重大服务，是我和同学耿秋月结婚时，是它为我们搬运结婚的各种用品，小到锅碗瓢盆，大到衣箱被褥，都是我采取“蚂蚁搬家”的方式，推着它从双方家里和百货大楼一件一件运到新房里的。由此可见，40年前的婚礼是多么简单朴素，多么“革命化”、“平民化”。此后我被分配到抚顺日报社工作，由于离家不算远，就觉得自行车有些多余了，正好赶上同学胡德厚急需一辆自行车，我就把它送给了胡德厚。从1969年买车到19832年送人，这辆“傻大黑粗”的“东方红”牌自行车整整伴随我走过13年的风雨路程，与我结下了一段难舍难分、至深至厚的情缘，一旦真的与它别离，心里还多少有些酸楚和伤感。朴实无华、略显笨重的它无怨无悔、勤勤恳恳地为我服务了13载，与我同喜同悲、同甘共苦，如今它老迈了、陈旧了、落伍了、不入时了，但它的种种好处和关于它的历历往事，我不能忘怀。我曾对它“把握在双掌之中”、“踩踏于两足之下”，呼之即来，挥之即去，不论春夏秋冬，不管风吹雨打，不舍昼夜，不惮坎坷，载走多少岁月，驮来多少欢乐……不到一年，我突然发现我离不开自行车，主要是下去采访没个便捷的代步工具还真不方便（那时没有的士，更没有私家车）。于是，我又买了一辆大连产的“海燕”牌二六型轻便自行车，骑着它四处采访，只要是骑车在三四十分钟之内能到达的地方，我一般都骑车前往。后来，它在我家楼下的门洞里被人偷走了。
　　　
    到目前为止，我一共骑过5辆自行车，其中送人两辆，丢失两辆，这最后一辆是鞍山产的“斯波兹曼”（SPORTS MAN）牌山地车，迄今已有10多年的历史了。“斯波兹曼”虽然是鞍山土生土长的品牌，也曾在一段时间里走俏过大江南北，但现在由于多种原因停产了。我这辆曾两次丢失过鞍座的“斯波兹曼”现在也处于赋闲状态，放在地下室里无人问津，满身灰尘。我觉得总有一天它会重新披挂上阵、一展拳脚的。时代的进步，科技的飞跃，社会的发展，使国人不再满足自行车的质朴，更不安于它的速度。小汽车成为社会的新贵、家庭的新宠，汹涌而来，不可一世，迅速取得了自行车曾经有过的崇高地位。它飞驰而来、绝尘而去，根本不把自行车放在眼里。自行车不断地被边缘化，被冷漠和轻蔑，虽然还有少数人在骑它，但主要已经不是交通和运输工具，而是为了健身，为了玩乐，为了远足。望着渐行渐远的自行车，留给我们的只有遥远而甜蜜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