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1912年到1932年，民国在抚顺只经历了短短的二十年。这二十年里，对于抚顺的地方官来说，可谓执政艰难。因为日本自1905年侵占抚顺煤矿之后，一方面通过招募劳力、建设工厂、大肆开采，将抚顺丰厚的煤矿资源变为自己的财富；一方面通过威胁利诱、巧取豪夺等卑鄙手段，不断扩大抚顺的“满铁附属地”，以实现其侵略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民国政权机构的抚顺县公署，处境十分尴尬。初期的县官还强势一点儿，像首任知事程廷恒，尽管满铁抚顺炭矿也赞助了不少资金用于建设浑河大桥，可他还是没按照日本人的意思将桥命名为带有殖民色彩的“四国桥”，而是命名为“永安桥”，至今为后人传颂。到了后期，尤其是末任县长夏宜，则屈服于日人的淫威，俯首作了汉奸，甚至还参与制造了平顶山惨案，目睹三千同胞倒在了敌人的枪下。

    民国抚顺县第十任知事（即县长）黄世芳，鲜为人知，一卷沉封已久的档案展现了九十年前的一段抚顺往事，关于他大义凛然、不畏强权的事迹，也就清晰地浮现于我们的眼前。读罢档案，让人敬佩不已。面对荷枪实弹的五六十名日本军警围堵县署，威逼中国政府，他毫无怯意，正言厉色，喝退了日本军警，不仅挽救了一名弱女子，主持了公道，而且维护了国家主权，表现出那个时代难能可贵的硬骨头的中国官员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