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恶的把头制度加速了抚顺矿工的死亡(3)

杨柏堡坑的日本监工(左一与左二)与中国把头(1921年摄) 

　　实行炭矿管辖下的把头制度，对炭矿来说，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能获得很大的实惠。但这些都是建立在封建把头对广大工人实施的超经济强制上的。民族矛盾的激化，中国人民反日情绪的高涨，使得日人不得不承认：抚顺炭矿的“矿工对会社抱有忠诚态度的人是很少的”，所以，“由把头们进行生产上的指挥、督促，是比由于人情风俗不相同的日本工作人员进行更有显著效果。”在政治上，由于把头用“老乡”、“爷们”等关系欺骗下属工人，并常以工人保护人自居，加上强制手段，所以，他们对工人有一定的控制力。因此，炭矿清楚地看到，“大把头之支持资本家（即指炭矿）是防止劳资纠纷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把头制度的存在也成为组织工会运动的障碍。”也就是说，把头是居于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一个缓冲地带，因此资本家与工人不是直接接触，一切都是经过居中的把头，所以“不仅与阶级斗争的精神相反，成为组织工会的障碍，而且把头制度又浓厚地带有乡土色彩，这点也违背工会的基本精神。”把头们不仅在平时监视工人的活动、分裂工人的队伍，到了工人同炭矿进行斗争的时刻，他们还直接破坏和镇压工人的斗争，充当矿方的帮凶。

　　但是，炭矿对把头们的控制并不是他们在劳工管理上的最后目的，他们一直在试图用日人直接管理工人的办法来减少把头对工人的控制。但由于阻力相当大，一直没有行得通。炭矿在籍的矿工绝大多数是受辖于把头，炭矿真正直辖工人的数量是很少的。由于把头的特殊作用，炭矿给予把头们的工资是相当优厚的。20世纪20年代，炭矿改变了对把头工资的计算方式，规定“大把头的津贴由属下工人产煤成绩所决定，每出一车煤，给予二分为津贴，大把头自己支付所管辖小把头的津贴及雇佣书记员”。据有关资料统计，大把头的月平均工资均在200元以上，小把头均在50元以上。除工资外，把头每月还有额外津贴，从1917年9月份起，“对大、小把头发给临时津贴，大把头每月日金五十元，小把头每月日金十元”。当然各把头每月的收入还远不只这些，他们克扣临时夫、外包工（非在矿籍，其工资经把头发给）的工资，利用开设食堂、卖点、赌场、妓院等从工人身上刮取血汗，巧立名目要工人送礼拿钱，利用剥削来的钱财置地购房，收租放贷，经营大买卖等，这些收入是无法用数字计算的。而1920年中国工人最高的日平均工资是1元，按30工算，也与把头工资有相当悬殊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