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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抚顺

明末辽东“弃地”案考实(2)

2013-01-02 11:54 中华文史网 朱诚如 5556
明万历年间,朝野上下曾为辽东“弃地”案引起了一场激烈的政争,酿成明末官场中一桩公案。此事在明清史中,以及在满汉民族关系史上,都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所以它历来为中外治明清史之学者所注目,乃致形成一些传统性看法。本文试就“弃地”的...

  宽奠等六城堡的移建是克服了重重阻力才得以实现的。辽东总兵李成梁早在担任险山参将时,“即巡展各堡于宽奠子、十岔,当时上、下疑畏,推诿不行”17。先任巡抚王之诰也曾“先议筑宽佃子堡以驻参将,”亦终因“力诎时艰”18未及实现。万历元年,当李成梁向兵部侍郎汪道昆提出这一建议时,得到汪的赞同,特别是抚臣张学颜的支持而得以实现。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又遇到一系列的阻力。首先是“河东文武各官畏难惮劳”19,于是“嗾军告停”、“匿名投帖”,“巡按御史复题请止工”20。但力主其事的总干李成梁乃“提兵亲赴地方,定立基址”21。巡抚张学颜“巡阅彼中,曲为谕处”22。参将付廷勋“不避艰险,挺身力任其事”23。移建六堡得到广大军民的支持,兵部侍郎汪道昆阅视险山堡时,“当场面诘险山各部官军,一闻迁移,莫不称便”24。由于军民的共同努力,他们“远涉穷荒’25,结果“费半省于原额,工速成于二年”26,很短时间内完成了宽奠六城堡的移建。


  宽奠等六堡一带,原在明辽东边墙之外,“周围环抱山林,中间宽平膏腴”27,既宜于农业种植,又便于打猎采参,因此这一带历来就是汉人和女真人的共同经济区。居住在浑河、苏子河一带的建州女真人常以这一带为“围猎之区”28,辽东汉民亦往来这一带采参伐木。但在宽奠六堡移住以前,“自险山展出一百八十里当时并无一夷居住。即今长、永、大三奠以北新地二百余里当初亦无一夷居住”29,“顺江以北总是华夷共弃之地”30。孤山堡原议移建的张其哈喇佃子当时也是“今悉为墟”31无人居住的荒漠之地。总之,宽奠六堡一带“当其未开种之先,即境外为瓯脱、蓁莽畸岖,而夷虏之巢穴尚远”32。宽奠六城堡移建之后,明廷立即在那里驻军队、设仓库、建学庙、设关市。“移定辽右卫军士及仓官于宽奠堡……迁学庙及揆附郭田土为师生赡养费。庶荒服之区变为礼义之司,……准永奠堡北互市。”33同时,辽东汉人也纷纷移居该地,“居地告垦者自万历十三、四年间已有之”34,因其地“逼邻东虏,汉夷接壤,民军官役往往逃窜其中35。这些大量的汉人到宽奠等六堡后,明廷“给有帖文”36,允其“住种纳粮”37。经过三十年的生聚蓄积,各族人民的辛勤拓植,终于“化瓯脱为膏腴”38。到万历三十年时,宽奠等六堡已“积集六万余众,屯积日久,生齿日繁”39。   


  宽奠等六堡移建后,因“逼近建州卫,夷夏错居”40。各兄弟民族在长期杂居共处中,在共同开发祖国疆土的过程中,不断地发展和密切了兄弟民族间的关系。“夫初告开垦之时……夷人亦忻然相安,未闻有攘夺而蹂躏之者”41。即使后来大量汉人来六堡告垦耕种,仍旧“虏无争竞”42。努尔哈赤兴起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华夷相安,奴酋向亦无说”43。这种“夷夏错居”“忻然相安”的局面一直维持到万历二十八年。时任宽奠参将的张光先“恨新地之民不服拘唤,详请逐归”44。显然,这时被“逐归”的是互相渗透的汉人与女真人。于是,在万历二十八年,“复委官传调夷人公同踏勘,以居民现住为界”45。但就当时情势而言,“以居民现住为界”,也只不过是一纸空文,兄弟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上的互相渗透仍在潜移默化地进行着。 


  总之,宽奠等六堡的移建,尽管只是我国境内行政区域的变更,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于祖国边远地区的开发,对于密切兄弟民族关系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举措。


  随着建州女真势力的日益强大,努尔哈赤的日益兴起,宽奠六堡日渐成为双方争夺的重点。至万历三十三年“李成梁再起出镇,敌势力张,六堡戍士,惧其指建州女真逼皆惮往”。李成梁等人为了避努尔哈赤的锋芒,不得已于万历三十四年开始,曾先后将北自开原,南到鸭绿江的部分屯堡后撤,将一部分汉人耕种多年的熟土弃与女真人,这就是明末辽东的所谓“弃地”。值得探讨的是,在这次“弃地”过程中,宽奠六堡是否全部归人建州——努尔哈赤了呢?中外史家几乎众口一辞作了肯定性的回答46,笔者认为这种看法值得商榷。


  明万历三十六年,兵科都给事中宋一韩首先投章兵部,揭告抚臣赵辑、镇臣李成梁“弃地啗虏”。但他并未明言宽奠六堡尽归建州女真。经略熊廷弼曾派人赴宽奠一带调查,其结果也表明,“自靉阳迤东新奠、宽奠、大奠、永奠、长奠等处至鸭绿江边,原系巡抚张学颜、总兵李成梁所创一路墩台边界俱存,即界外近地如云头里、(左‘口’右‘别’)咧泊、剪子河、松子岭几处尚听住种”47。这就是说,原由险山堡新移建的五堡所在地并未归人建州女真。至于孤山堡,调查结果表明,孤山堡所属的张其哈喇佃子“今俱弃与夷住牧”48,但作为新建六堡之一的新孤山堡并未弃与建州女真,而是“以堡侧古壕为界”49。尽管熊廷弼以赵辑、李成梁为政敌,不仅力主治赵、李以“弃地啗虏”罪,而且力主治以“献地通虏”罪50。但在事实面前,也不得不承认,“宽奠等六堡今其界俱在……若以失去原展之地硬坐李成梁,成梁必不服”51。由此观之,明末“弃地”案的原告人宋一韩,和受理此案、亲自调查处理的熊廷弼都不承认宽奠六堡归入建州努尔哈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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