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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阀政客在天津的寓公生活

2013-01-07 17:58 《民国春秋》 不明 1574
北洋軍閥政客在天津的寓公生活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各派系爭權奪利,窮兵黷武。今天你登場我下臺,明天我掌權你滾蛋,群魔亂舞,醜態畢現。不少軍閥、政客下野以後,遁跡于天津作了“寓公”。一來是因為天津有外國租界,可以托庇於帝國主義勢力,構築自己的安樂窩;二來是因為天津和北京相距咫尺之間,便...

  北洋軍閥政客在天津的寓公生活 

 

      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各派系爭權奪利,窮兵黷武。今天你登場我下臺,明天我掌權你滾蛋,群魔亂舞,醜態畢現。不少軍閥、政客下野以後,遁跡于天津作了“寓公”。一來是因為天津有外國租界,可以托庇於帝國主義勢力,構築自己的安樂窩;二來是因為天津和北京相距咫尺之間,便於窺測方向,重整旗鼓。當年流傳著這樣一句話:“北京是前臺,天津是後臺。”就是說,某些野心家在北京的袍笏登場,卻原來是在天津打扮起來的。

  北洋政府前後5 任總統中,徐世昌、黎元洪、曹錕3 人在被迫下野之後,都息影津沽,頤養天年,後來也都病死在天津私寓;袁世凱、馮國璋與天津也夙有淵源。“東北王”張作霖進關之後,問鼎京師,粉墨登場,組織安國軍政府,開場鑼鼓也是在天津敲響的。北洋政府的32 屆內閣,有1/3 的總理,

  如段祺瑞、靳雲鵬、唐紹儀、張紹曾、龔心湛、顏惠慶、顧維鈞、熊希齡、梁士詒、朱啟鈐、高淩霨、潘複等,都在天津或久居,或暫住,在這裏都設有私人公館。在這裏的內閣部長一級的人物更是大有人在,名聲顯赫的如王揖唐、王克敏、葉恭綽、曾毓雋、段芝貴、陸錦、朱深、張弧、張志潭、吳毓麟、吳光新、劉冠雄等等。至於下野督軍、都統和省長一類的人,信手拈來也有一大串,如倪嗣沖、王占元、陳光遠、張勳、齊燮元、盧永祥、李厚基、王承斌、田中玉、王懷慶、湯玉麟、張敬堯、鮑貴卿、孟恩遠、萬福麟、張作相……還有那位睥睨南北的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等而下之,寓於天津的一般軍長、師長、廳長、局長等等,為數就更多,誇張一點說,有如過江之鯽了。如此眾多的北洋政府要員麇集津門,在政治上、經濟上、社會風氣上,不可能不對天津這個工商業城市產生深刻的影響。

  這麼一大批下野軍閥與失意政客,在天津是怎樣打發自己的寓公歲月呢?

  有的野心不死,仍在窺伺再起1928 年6 月張作霖退出北京,標誌著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的結束。有些軍閥在蔣介石的分化收買下,歸順了國民黨政權。儘管後來大多被蔣介石各個擊破,削去兵權,但終究能夠苟安一時,依舊有高官可做,有地皮可刮。舍此而外,要想東山再起,只有依附於外國勢力,充當帝國主義的侵略工具了。

  日本基於侵略中國的需要,早就獵中了這一夥北洋軍閥、政客。20 年代,在天津冒出來若干日本特務機關,如什麼青木公館、茂川公館、三野公館、松井公館、和知公館等等,大多以北洋舊軍政要人為其工作物件,專事籠絡這些寓公。願者上鉤,不少人逐臭而至,甘心賣身投靠,充當侵略者的傀儡。在天津日租界有個“三同會”,系三個親日團體即日本士官學校同窗會、留日學生同學會和中日同道會結合組成的,幾乎把所有親日、媚日分子都網羅進去了。這個“三同會”的後臺,是日本駐屯軍參謀部。1931 年日本發動“九·一八”

  事變侵佔了我國東北之後,把一批前清遺老和北洋舊吏都派上了用場;接著,日本又把侵略矛頭指向華北,妄圖在偽“滿洲國”出籠之後,再如法炮製一個偽“華北國”。就在“九·一八”事變之後兩個月,日本駐屯軍唆使漢奸在天津製造“便衣隊”武裝暴亂,圖謀推翻天津地方政權,並趁機將溥儀劫持到東北作傀儡“皇帝”。參與策劃這次暴亂事件的頭目張璧,就是當年驅逐溥儀出宮時的北京員警總監。段祺瑞下野居津期間,日本人幾次慫恿他“出山”,主持東北或未來的華北傀儡政權;此事為蔣介石偵知,急派要員北上,將段祺瑞接到南京,才得以擺脫日本人的困擾。1935 年,原北洋政府湖南督軍張敬堯在日本特務機關指使下進行反蔣活動,事機不密,被國民黨軍統特務刺殺于北平六國飯店。在日本駐屯軍的操縱下,白堅武出頭組織“華北正義自治軍”,計畫攻打北平,奪取政權,也未能得逞。這個白堅武,就是當年吳佩孚的政務處長。

  1937 年7 月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很快就侵佔了北平、天津及華北其他城市,被日本人豢養多年的那些北洋軍閥、政客終於盼來了“出頭”之日,紛紛沐猴而冠。如江朝宗出任“北平治安維持會”會長,高淩霨出任“天津治安維持會”會長,馬良出任“濟南治安維持會”會長。1937 年12 月,偽“華北臨時政府”成立,一大批北洋舊吏,如王克敏、王揖唐、湯爾和、齊燮元、朱深、董康、王蔭泰、門致中、王水泉等,都充當了漢奸大頭目。這夥民族敗類果然如願以償,東山再起了,但卻在歷史上留下了千載駡名。

  有的皈依佛門,並非看破紅塵“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對於殺人如麻的軍閥,無疑是一副精神解脫良劑,因而那些混世魔王搖身一變而成“虔誠”的佛教居士。天津本非佛門勝地,又無高僧常住,卻由於一時間湧來這麼一批“皈依弟子”,佛教突然火熾起來。

  曾經狂熱地迷信“武力統一”的段執政段祺瑞,在下臺後也篤信佛陀了。

  他在公館裏設有佛堂,廣交僧俗弟子。段的皖系部屬也紛紛追隨其後。不知是什麼人調侃他們,封了個“八大金剛”,他們是:董康、朱深、黃郛、王揖唐、張孤、吳光新、王郅隆、倪嗣沖;並把段祺瑜比作釋迦牟尼,曹汝霖比作觀音菩薩,陸宗輿、章宗祥比作文殊、普賢。可見天上人間,同樣都是以權力論座次的。靳雲鵬與孫傳芳在佛祖面前也不甘示弱,他們接辦了一座規模不大的禪院,改名“居士林”,分任正副林長,每逢周日聚眾講經,善男信女濟濟一堂。不料在1935 年11 月13 日,施劍翹為報殺父之仇,混在禮佛居士行列,一舉刺殺了孫傳芳。這一場“血濺居士林”的武打戲,使寓居津門的北洋軍閥人人自危,原來佛堂也並非清靜之地,居士林頓時門可羅雀了。

  佛教也是日本人籠絡北洋軍政要人的一條管道。30 年代初,日本真言宗高野山金剛寺在天津設立了一個“中日密教研究會”,參加者中日人士參半。

  在日本人中最活躍的是駐屯軍高級參謀石井嘉穗、日本居留民團團長臼井忠

  三,都是握有實權的人物;中國人有段祺瑞、孫傳芳、曹汝霖、王揖唐、齊燮元、高淩霨、紐傳善、孫潤宇、張志潭、白堅武等。會長先是段祺瑞,後為王揖唐。

  在“七·七”事變前,蔣介石曾在廬山接見過王揖唐,授意王以中日密教研究會會長名義訪日,接觸日本朝野人士,藉此探測日本對華政策的動向。由此可見這個佛教組織的政治功能了。

  抗日戰爭爆發後,這夥佛門弟子們紛紛淪為大漢奸,他們仍緊緊抓住這面佛教旗幟,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在天津建立了一個“中華佛教會”,妄圖全面控制中國佛教界。這個偽組織的會長是潘對鳧(原北洋政府總理潘複的父親),高級顧問有王克敏、湯爾和、齊燮元、董康、朱深,以及日本僧人吉井芳純,常務委員有江朝宗、靳雲鵬、王揖唐、曹汝霖、高淩霨等。僅從這一紙漢奸名單,就不難嗅出其齷齪臭氣,所以為正信的佛教徒所不齒,不久也就名存實亡了。

  有的棄官經商,生財有道軍閥們這夥糾糾武夫,對趙公元帥的膜拜卻也至誠得很。不少人在臺上就亦官亦商,一身二任焉,貪婪聚斂,不厭其多。他們在得勢之始,便以權牟利,多從封建性盤剝入手,廣置田產、辦鹽務、經營當鋪之類。江蘇督軍李純、江西督軍陳光遠、吉林督軍鮑貴卿、福建軍務幫辦王永泉,在天津都置有為數可觀的房地產,並設有房產公司或經租處專營其事。如李純的經租處每月所收租金與利息高達4 萬元,而當時的金價不過每兩20 元左右,計合黃金2000 兩。曹錕家族(弟兄5 人)在天津及其家鄉攫取的土地總在200頃之譜。辦鹽務的如吳毓麟、鮑貴卿、李廷玉、許蘭洲、張廷諤;開當鋪的如王占元、陳光遠,曹錫及其弟兄開設的當鋪竟有9 個之多。當備派軍閥擴軍備戰之際,從事軍需工業成為致富捷徑。如曹錕當上了直魯豫巡閱使之後,與其弟兄開設了糧棧、被服廠、餅乾廠,產品主要供應軍隊,並以“軍運”為名強令鐵路局專車運送,不出運費,獲取暴利。倪嗣沖的安武軍後路局總辦王郅隆,本是糧商出身,利用籌辦軍糧之機做投機生意,大發橫財。真是“大炮一響,黃金萬兩”!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各帝國主義國家無暇東顧,暫時放鬆了對中國的經濟侵略,為民族資本工業的發展提供了機會,也吸引了北洋軍閥、政客的投資興趣。據統計,在20 年代前後,北洋軍政人員對天津工業的投資額至少在4600 萬元以上,約占當時天津民族資本10 萬元以上大廠資本總額的58%。北洋軍政人員對金融業的投資量為數可觀,如著名的“北四行”有三家(鹽業、金城、大陸)是北洋系資本開辦的,其他如中國、交通、中南、中國實業、新華商業儲蓄、北洋保商等各大銀行都有他們的大宗股份。在北洋政府統治期間,天津的錢業一度發展很快,其中有不少屬於北洋系資本;1937 年抗戰爆發前夕,天津有銀號122 家,其中北洋軍政人員開辦的占10%,投資額在百萬元以上。在天津經濟界,北洋系軍政人員資本可以說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北洋軍閥政客投資經營企業,大多在他們執政掌權時已經開始,這就為他們下臺以後棄官經商奠定了經濟基礎。對天津工業投資最多的是倪嗣沖、曹錕、黎元洪、周學熙、王占元、陳光遠,僅倪嗣沖就達800 多萬元。黎元洪下臺以後,主要精力轉向經營工商業,投資的銀行、工礦、企業有60 多家,投資額達300 多萬元,他曾經擔任過許多企業的董事長、董事職務。有些棄官從商者,如周學熙、龔心湛、吳鼎昌、徐世章、曹汝霖、顏惠慶等,在天津經濟界頗有影響,稱得上名副其實的實業家、銀行家。

  有的恣意尋歡,揮金如土北洋軍閥、政客依仗著搜刮來的孽財,整日沉溺在吃、喝、嫖、賭的放縱生活中,花天酒地,荒淫無度,揮金如土,禍及子孫,大多數人沒有好的結局。

  軍閥、政客們把討幾房小老婆,視若尋常事,其手段不是霸佔坤伶,就是為妓女贖身。天津南市妓院區有個天寶班,老鴇子諢號“小李媽”,風流放蕩,以善於酬應軍閥而名噪一時。小李媽最討張作霖的歡心,張每次滯津期間,必找小李媽陪著“鬥十胡”,許多奉系軍閥也就成為天寶班的上賓。

  張作霖、鮑貴卿、孟恩遠、張宗昌等人都從天寶班領出過妓女做姨太太。有些高等妓院,由於軍閥、政客的尋花宿柳而大走紅運。三房六妾之間,常常引起爭風吃醋的醜聞,甚至有的大打出手;外遇私奔之醜聞,當時小報也時有披露。

  天津租界裏的賭場甚多,五花八門,標新立異。比較著名的如同文俱樂部、泰安俱樂部、德國球房、吉拉槍場、安樂宮、回力球、賽馬場,都是北洋軍閥、政客及其眷屬經常光顧出入之地。北洋財政總長張弧嗜賭若狂,在同文俱樂部曾經一個晚上輸掉6 萬元;奉系北京市長周大文,一次在回力球場輸掉了兩所樓房;曹錕之子曹士嵩“壓牌九”,一夜之間把5 所樓房全部輸光。真是各有千秋!天津的賽馬賭風很盛,原來有一個英商賽馬場,1920 年張弧、吳光新(原北洋陸軍總長)又籌建了一個華商賽馬會,與之對抗,更助長了天津的賽馬賭風,每次開賽,全城轟動,成為一大社會新聞。熱中於狂嫖濫賭,正是某些下野軍閥、政客糜爛生活的寫照。

  有的頤養天年,保全晚節在日本侵略者佔領東北、華北以後,北洋軍閥、政客叛國投敵者固然大有人在,但無視敵人的成逼利誘不出任偽職者,也不乏其人。

  徐世昌就是其中一個。他在1922 年6 月被直系從總統寶座上趕下來以後,即退隱津門,長年以讀書、繪畫、賦詩、寫字為樂,韜光養晦,不再涉足政壇。1937 年7 月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後,徐為了擺脫日本人的糾纏,對外推說有病,從此不再出門,也不會客。日本貴族院議員阪西利八郎與日本北平特務機關長喜多誠一,先後通過靳雲鵬與曹汝霖,遊說徐世昌出任華北偽政權頭目,均遭拒絕。1938 年冬徐世昌息患膀胱瘤症,泌尿科專家謝元甫勸其去北平協和醫院做手術,徐擔心被日本人劫持,不肯定出租界,以致病情延誤,轉年6 月死於津寓。曹錕在淪陷期間也受到日偽勢力的脅迫,這位當年醉心於權位的賄選總統,一反故態,拒絕“出山”,落得個晚年清白。奉系吉林省長張作相,“九·一八”事變以後避居天津,日本人派偽滿財政次長洪維國專程來津,以高官厚祿引誘張作相“下水”,被張嚴詞斥退。此外,還有一些北洋舊吏,如張國淦(曾任北洋政府秘書長)、王廷楨(曾任察哈爾都統)、陸錦(曾任陸軍總長)、朱啟鈐(曾任交通總長)等,都抵制了敵人的誘惑,拒絕出任偽職。這些人,當年宦海浮沉,爭名逐利,而在民族危難關頭,保有一點愛國的良知,潔身自愛,保全晚節,確是難能可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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