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入关前政权儒学化略论

原文：《清史论丛》2008年号

清入关前政权儒学化略论

朱昌荣

　　政权儒学化主要是指其接受儒家文化及以之为载体形成的统治思想、政治制度、文化教育等内容。学界对清入关后政权儒学化的情形进行了较为深入地探讨，而对入关前政权儒学化的情形关注则相对薄弱。实际上，从努尔哈赤时期起，清政权的儒学化进程已经开始，到皇太极去世前夕一直继续，尽管中间有过挫折与回流，但从未完全中断。清入关前政权是在一定程度上儒学化，但又保留有较多本民族色彩的政权。本文拟从努尔哈赤、皇太极两个统治时期，对清入关前政权儒学化问题做初步地探讨。

　　一

　　作为汉文化重要标志之一的农耕文明很早便影响到女真族。元代，政府出于扩大国家财政来源及解决地方灾荒等问题的考虑，命令一部分女真人从事农业生产。[1]当然，此时女真人主要的生产方式仍是以“逐水草为居，以射猎为业”[2]为特征的游牧经济。这种情形直到明代中叶，才发生了明显变化。嘉靖初年，卢琼《东戍见闻录》说：“夫辽阻山带海，诸夷环徼而居……自汤站抵开原，曰建州、毛怜、海西、野人兀者，皆有室庐，而建州为最……建州、毛怜则渤海大氏遗孽，乐住种，善缉纺，饮食服用皆如华人，自长白山迤南可拊而治也。……诸夷皆善驰猎，女真建州多喜治生，三卫则最无赖也。”[3]半个世纪以后，朝鲜使臣申忠一出访建州后称：“所经处无野不耕，至于山上亦多开垦。”[4]朝鲜从事李民寏也说：“（后金）土地肥饶，禾谷甚茂，旱田诸种无不有之。”[5]两位朝鲜人据亲身经历所做的描述无疑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天命初期，努尔哈赤在比较后金与蒙古两国生产方式的异同之后指出：“尔蒙古以养牲食肉衣皮为生，而我国则以耕田食谷为生矣！”[6]综上，女真社会以与农耕文明的接触为契机，走上由游牧经济向农耕经济转变的漫长历程，到努尔哈赤统治的天命初年在居住、饮食服用等方面都出现了向中原靠拢的迹象。当然，任何两种异质的文化在接触过程中，都一定不会是单向流动的，而是相互作用的。一方面，女真人接受儒家文化，所谓“今之浸淫于衣冠文物之化者七”，“四民之中农居其三”；另一方面，生活在其附近的汉人由于“华夷杂糅”，也深受女真文化影响，即“迫近胡俗，易动难安”[7]。到努尔哈赤起兵时，两种文化间的双向流动更趋加剧，出现了所谓“女直夷人半系中国”、“辽人与奴酋风气相习，胆气相并”[8]的局面。

　　考察入关前政权儒学化的情形，应当回到努尔哈赤时期来讲。这又可以政权进入辽、沈地区为界分作前后两个阶段。努尔哈赤起兵伊始，女真族中就有部分人物具有较高的儒学素养。努尔哈赤是其一，史载其熟悉“中国知识”，“（能）读书识字，好看三国、水浒二传，自谓有谋略。”[9]《满文老档》多处记载了其在行伍间给军队讲解中原王朝的历史。且不论其汉学知识从何而得，但其具有一定的儒学素养是不容质疑的。日泰曾“潜入中国习书，二年而出，因制满洲字若干”[10]。额尔德尼也通晓汉文，史载其“生而聪敏，明习蒙古文，兼通汉文。太祖创业之初，即以文学侍从”[11]。他们是女真族中吸收和传播儒学知识的先行者。汉族知识分子龚正陆较早在女真族中传播儒学知识功不可灭。汉文载籍中，对其生平事迹多语焉不详，略撮《李朝实录》中相关资料作大致勾勒：一、龚正陆的儒学素养一般。据称“汉人龚正陆者，掳在其中，稍解文字”[12]，“虏中识字者，只有此人，而文理未尽通矣”[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