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入关前政权儒学化略论(2)

　　可见，龚正陆是被掳到努尔哈赤军中的汉族知识分子，其儒学素养不高，仅“稍解文字”。二、龚正陆的职责主要包括从事文书工作，担负努尔哈赤及其子侄的儒学教育两项。万历二十三年十二月，朝鲜为了与建州修好，派遣申忠一访问建州，他在呈交给国王的书启中指出：歪乃（即汉语“外郎”之音译）本上国人，来于奴酋处，掌文书云。万历二十八年，朝鲜边臣在报告中又对龚正陆予以介绍，称：“因虏中无解文之人，凡干文书，皆出于此人之手，故文字字画前后如一。”[14]明朝人杨大朝访问建州后报告政府，称：“见浙江绍兴府会稽县人龚正六（即龚正陆），……老乙可赤（即努尔哈赤）号为师傅，方教老乙可赤儿子书，而老乙可赤极其厚待。”[15]也就是说，龚正陆实际上又担负起了努尔哈赤及其子侄家庭教师的职责，而其教育也取得一定成效。顺治帝曾说：“父皇（即皇太极）自幼读书。”[16]皇太极生于明万历二十年，这时龚正陆正在努尔哈赤军中从事文书工作及担任家庭师傅一职，因此，说皇太极的儒学知识主要从龚正陆处习得，当无太大疑义。努尔哈赤军中尚有汉人方孝忠、陈国用、陈忠等也担任“教师”。《李朝实录》载，朝鲜使臣从后金回国后报告，“唐人教师方孝忠、陈国用、陈忠等各给段衣一件，貂皮三令。”[17]综上，女真族中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少数几个杰出人物与龚正陆为代表的汉族知识分子，是最先在女真族中传播儒学知识的先行者。

　　无庸讳言，努尔哈赤起兵早期，在其政权中效力的汉族知识分子儒学素养一般，而最高统治者对儒学知识的了解也是比较粗浅的。举二例为证：一、申忠一报告中指出：“此人之外，（夷人中）更无解文者，且无学习者。”[18]二、萨尔浒之战被俘的朝鲜人李民寏记下传闻说：“闻胡中惟红歹仅（即皇太极）识字。”萨尔浒之战发生在明万历四十七年，距努尔哈赤起兵复仇已远，而后金将领中识字者仅有皇太极一人。以上几条记载虽不免有失偏颇，但从亦可知道在其政权中效力的汉族知识分子以及统治集团儒学素养一般。

　　后金政权进入辽、沈地区以后，接触的是在生产方式、政治制度、法律思想、伦理道德、文化教育等领域都相当发达的汉文化，这就使其统治面临不同往昔的局面。努尔哈赤统治集团采取一系列措施，促进政权对儒学知识的接受，并以此来加强政权建设，使政权儒学化程度进一步加强。主要体现在：

　　第一，注重对儒家伦理思想的吸收。首先，对儒家伦理思想的鼻祖孔子表示敬意。在赫图阿拉设文庙。七大庙与内城诸衙署、商市等建筑布局，完全与儒家“居中不偏”、“不正不威”的传统观念相一致。[19]表明其已经自觉吸收儒学。

　　其次，以儒家“三纲”、“五常”思想指导统治。“三纲”即“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其中，“父为子纲”是“三纲五常”的基础。努尔哈赤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并将其引入到国家政治生活中，他对诸贝勒说：“天子为汗，汗子为诸贝勒大臣，诸贝勒大臣之子即为民，主之子为奴。”[20]“孝弟”观念的倡导彰显“父为子纲”的重要方面。因此，历代思想家都予以充分重视，将其视作实现良好君臣关系的前提，所谓“其为人孝弟，则必须柔；柔恭，则必无犯上作乱之事”[21]。努尔哈赤与数位长辈关系紧张，但他仍以“孝弟”之道处理相互关系。天命十年正月初七，他对诸贝勒说：“拜珠扈阿木济、祜星阿木济早就抱怨我，没有什么益处。乌拉的老妪、叶赫的老妪等，即使为仇抱怨，也没有什么好处。我还是以孝悌之礼，请来设宴招待。”[22]关于此次设宴情形，文献记载甚详，史载努尔哈赤“遂迎拜珠扈郭星阿二皇兄暨乌拉国之祖母，即上之外姑叶赫国布尔杭古额驸之母，即上之从嫂德尔格尔阿哥之母，亦上之从嫂察木布之母乃上之姊妹行，俱入中堂，延拜珠扈郭星阿二皇兄升席东向坐，贺元旦，行家人礼。上拜二皇兄次及四妪，于是上退至西隅，设氈东向坐，后妃三人亦向二皇兄四妪行家人礼”[23]。

　　尽管无从判断努尔哈赤是否处于诚心，但其做法无疑是其力图以“孝弟”解决家庭关系的很好说明。四月，努尔哈赤大宴诸贝勒，又向他们灌输儒家“孝弟”观念，他说：“书云：‘其为人也孝悌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同样，我等世代子孙亦当孝父母悌兄长。于礼仪之地，勿悖孝悌之道；闲居之时，长者仍按其礼，勿使少者懼怕，和蔼相处。少者恭敬长者，则以忠心敬之；长者悯爱少者，则以诚意爱之，勿容虚伪也。”可见，努尔哈赤已接受儒家的 “孝弟”观念，并要求将其在全社会进行推广，达致“诸申、蒙古、汉人同居一城”应“犹如一家”，并宣布：“所行之道，我已指矣，著勿违此训。”[24]“君为臣纲”居三纲之首，它宣扬君对臣有绝对的生杀予夺权。努尔哈赤接受了这一思想，他说：“贝勒大臣受汗之恩，而不顺汗意，乃以自恃其才力而为之，存有盗贼、奸宄、强暴之心，恣行贪邪，汗若谴之，即褫贝勒大臣之职，贝勒大臣能自保其爵乎？民违贝勒大臣之法度，行盗贼、奸宄、强暴、悖乱之事，贝勒大臣若谴之，则灾祸及身也。奴违主命，不敬谨效力，受其主责之，则刑戮相随也。”[25]努尔哈赤也将“夫为妻纲”引入到实际的社会政治生活中，他对侍臣说：“至为妇人者，不治其家，不顺其夫，而干预外事，亦失其为妇之道矣，有家者并宜警也。”天命八年，努尔哈赤对其家人说：“尔等居家之妇人，违法败政，生又何益？择贤而有功之男，与尔等匹配，岂令其受制于尔等乎？尔等竟凌侮己夫，为非作歹，其恶甚于魑魅矣。”[26]

　　努尔哈赤接受了儒家的“五常”思想。所谓“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五种道德。朱熹释之为：“仁则为慈爱之类；义则为刚断之类；礼则为谦逊；智则为明辨；信便是真个有仁义礼智；不是假，谓之信。”[27]努尔哈赤受到了这套理论的影响，天命十年，他在训谕诸大臣时说：“受此敕书之人，务以忠心持身，以良心育众，以慧心察微，防奸禁侮，不得偷安。”[28]

　　“善”、“恶”思想也是传统儒学的一组重要范畴，努尔哈赤将之运用到政治实践中去。他认为“凡身危业败，国以丧亡，皆由心之弗善也。昊天眷佑，国政修举，皆由心之克善也。”在努尔哈赤看来，“善”莫过于“以至公之心克勤于国”[29]，“恶”莫大于“不纳忠良之言，偏信恶徒诳语，不行忠义，而行奸宄，以致乱国。”[30]一句话，是否有利于政权的长治久安是判断“善”与“恶”的根本准则。努尔哈赤常以之训诫诸贝勒、大臣，他说：“与其求一身之福，何如克成所委之事，以善言训育属下众民，去其邪念，开导民心，同心向上。”[31]在达至“善”的途径上，他接受了儒家的思路。理学家周敦颐以“诚”为达致善的途径，他说：“诚者，圣人之本。……纯粹至善者也。”[32]努而哈赤也认为：“自上至下，有立志公诚者，谓之积善，善既积，有不致福者乎？”反之，若“居心邪慝，而横行暴虐者，谓之积恶，恶既积，有不受祸者乎？”由此，他要求境内满洲、蒙古及汉人皆当“去邪慝，存公诚”[33]。

　　第二，正式提出效仿明制。天命三年，明将李永芳归降时，努尔哈赤命将明朝降户“仍依明制，设大小官属，令李永芳统辖”[34]。进入辽、沈地区不久，努尔哈赤又命都堂阿敦、副将李永芳、马友明及降金汉人众游击官等“将明国所定诸项章典，俱缮文陈奏，以便去其不通，取其相宜”[35]。又“罢七部之事，更作五部”，这实际上为以后设立六部做了准备。为确立上下尊卑等级，努尔哈赤对明朝礼制的相关内容予以吸收，要求各官皆须“遵汗之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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