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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入关前政权儒学化略论(3)

2013-02-16 05:38 《清史论丛》 朱昌荣 4612
政权儒学化主要是指其接受儒家文化及以之为载体形成的统治思想、政治制度、文化教育等内容。学界对清入关后政权儒学化的情形进行了较为深入地探讨,而对入关前政权儒学化的情形关注则相对薄弱。实际上,从努尔哈赤时期...

  第三,重视八旗教育。满文的创制是满族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谈八旗教育的重要前提。在满文创制以前,满洲没有自己的文字,所谓“我国之语,必译为蒙古语读之,则未习蒙古语者不能知也”[36]。本民族语言和文字的缺乏极大地限制了社会的发展,也阻碍了满汉文化交流。由此,努尔哈赤在明万历二十七年,命额尔德尼和噶盖创制无圈点满文。[37]无圈点满文创制以后,在民众中获得一定普及。天命五年,努尔哈赤曾令人在大门外立大木桩两根,以通下情,“由是事无巨细,悉得上达”[38]。进入辽、沈地区后,努尔哈赤实行“计丁授田”,令“每一牛录各出十人写档子”。据统计,当时全国有200余牛录,每牛录出10人,则有2000人。足见在当时后金政权中已有不少人掌握了满文。


  天命六年七月,努尔哈赤下令选派师傅教育八旗子弟,史载“汗(即努尔哈赤)谕曰:命准托依、博布黑、萨哈廉、乌巴泰、雅星阿、科贝、札海、浑岱等八人为八旗之师傅,八位巴克什尚精心教习尔等门下及所收之弟子。教之通晓者赏之,弟子不勤学不通晓文书者罪之。门下弟子,如不勤学,尔等可告于诸贝勒。该八位师傅,无须涉足他事。”[39]可见,努尔哈赤已经设立八旗师傅教习八旗子弟,对教学双方提出了具体要求,并对参与教学的师傅给予优厚待遇。天命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努尔哈赤又“赐八旗教书之汉外郎各银三两”[40]。可见,当时在八旗中任教的还有汉人师傅。这里需要回答两个问题:一是努尔哈赤开创的八旗教育在清入关前政权中是否得以坚持?二是汉人师傅所教内容是什么?毋庸置疑,努尔哈赤开创的八旗教学是坚持下来了。


  《满文老档》记载:天聪六年十月二十一日,“正黄旗刘生员、邵生员,因超额被除名。彼遂告汗曰:‘教习汉文之生员四人,我等教授两旗子弟已十二年矣。我等所教授之杜木拜、巴敦、恩额德依三人均被录用。新入两旗诸大臣之子弟,亦共同教授两年矣。(乙)丑年屠戮生员时,蒙汗眷顾,择而养之,命我等教授汉文,并将被戮生员家中诸物,悉赐我等。……今又蒙汗眷顾,命教授汉文之生员等,各兼男丁二人,免徭役。而正黄旗因生员超额,仅命董生员、黄生员教习。……今特将我等教授十二年之苦,报知于汗。’汗遂命二生员各免二丁徭役。”[41]可见,当时汉人师傅职责乃是“教习汉文”。而刘生员、邵生员等自言已在八旗教习十二年,从天命六年上推六年恰为十二年,据此可知努尔哈赤时期所设八旗教学并未中断,而是被坚持下来了。


  第四,接受儒家的天命观。努尔哈赤深受儒家天命思想影响,主要表现在:


  一、信天命,也强调个人的作为。努尔哈赤在建立地方政权后,经常宣传的思想是:“天不论其贫贱孤独,惟论其德,默佑为帝”,“天不论国之大小,只论事之是非公断。”[42]也就是说,他认为人世间的事情是受命于天的。同时,他也强调人的作为,诸如是否行“德”、做事是否“公正”都可以影响天的决定。他将这种思想运用到处理人际关系上,认为广大百姓是国家进行统治的根本,即“无奴仆,其主何以为生?无诸申,其贝勒何以为生?”这正是儒家天命思想重视行“德”,以取悦民心的体现。[43]


  二、宣称“自古国家之兴衰,皆天理之循环”。他指出,金国开国君主阿骨打战败辽天祚帝、金统治者俘虏宋徽宗、钦宗二帝以及元朝奠基人铁木真打败金国皇帝等王朝的兴衰事例都是“天理循环”的缘故。他又以成汤兴起取代夏桀、周文王起兵灭纣及汉高祖于泗水起兵伐秦等为例说明“以大为小,以小为大,乃自古以来循环之例矣”[44]的道理。这种思想的核心是“天命无亲”,与其继承者皇太极的“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天命靡常,宁足恃耶”[45]的天命思想并无二致。


  第五,“神道设教”,加强思想统治。努尔哈赤注重引进中原汉族的神祗,进行神道设教。他在赫图阿拉建有三世、玉皇庙等。[46]中原汉族的神衹诸如土地神、观音神等都相继被请入。


  自努尔哈赤起兵到其去世前夕,是清入关前政权儒学化的第一个重要阶段。以进入辽、沈地区为界,我们又可将其分作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为政权对儒家文化的吸收打下了基础,但比较粗浅;后一阶段,政权为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积极吸收儒家文化,在“加强思想统治”、“正式提出效仿明制”、“重视八旗教育”、“接受儒家的天命观”等方面都体现了积极儒学化的趋势。


  两种异质文化在接触过程中,既有相互吸引一面,也有相互排斥一面。努尔哈赤时期政权的儒学化过程正是如此。努尔哈赤采取的不少措施,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对满、汉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做出了积极贡献,使入关前政权的儒学化朝着积极方向发展。但其晚年采取的一些举措,又使儒学化进程遭受挫折,甚至出现“回流”。略论如下:


  第一,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体制的形成。前文指出,努尔哈赤正式提出效仿明制,并以之指导政权建设。应当说,只要能照着这个方向坚持走下去,必将在政治制度建设的层面极大推动政权的儒学化。努尔哈赤晚年基于对当时社会形势的判断,在政权的组织形式上,决定采用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体制。天命七年三月,努尔哈赤阐述了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思想,他说:“夫继父为国君者,毋令力强者为君……故命尔等八子为八王,八王共议,必然无失。尔八王中择其能受谏者,即嗣父为国君。若不纳谏,所行非善,尔八王即更择其能受谏而好善者立之……尔八王治理国政,一人心有所得,直陈所见,其余七人则赞成之。”[47]次年,为配合八王共治国政体制的施行,努尔哈赤又建立八大臣监督机制,以便“观察诸贝勒之心”[48]。显然,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体制的核心便是主张分权,将权力分到八贝勒手中,在一定意义上讲,这是氏族部落时期军事民主制度的残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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