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入关前政权儒学化略论(4)

　　第二，“编庄戮儒”的实行。这是努尔哈赤晚年实行的又一项不利于政权儒学化的举措。天命十年十月，努尔哈赤为镇压辽、沈地区汉民的反抗，对其进行了一次大屠杀。十月初三日，他命令“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各往其屯，去后，分别屯中之汉人”。经甄别后，对汉民进行了大屠杀，并对屠杀过后的孑遗进行编庄，置于各级官员的控制之下，这就是所谓“编庄”。在甄别后，对部分汉族知识分子也进行了大屠杀，“使贤良之书生亦被杀绝”[49]。此处需要对努尔哈赤屠杀汉族知识分子的原因进行大致勾勒。《清太宗实录》载：“先是，乙丑年十月，太祖令察出明绅衿，尽行处死，谓种种可恶，皆在此辈，遂悉诛之。”[50]《满文老档·太祖》载：天命七年正月，努尔哈赤斥责众汉官说：“尔等不图报效汗恩，办事不明，一味贪财，非此岂有他哉！而今尔等汉人已不可信矣。”[51]到十年做出“编庄戮儒”决定时，努尔哈赤的理由是“我等常豢养汉人，而汉人却置办棍棒不止”，并且有“倡乱行恶”[52]行径，他说：“窝藏明遣之奸细、接受札付、备置棍棒等种种恶行，皆在外书生、官员之亲戚及前大臣尔等之所为也。”可见，天命十年，“编庄戮儒”事件的发生是自天命七年以后努尔哈赤逐渐失去对汉官的信任，以及部分汉官、书生等参与了“窝藏明遣之奸细、接受札付、备置棍棒等种种恶行”的综合产物。

　　努尔哈赤晚年采取的以上举措，极大地激化了社会矛盾，加剧了社会危机。努尔哈赤说：“耀州之人扬言，待我兵去后，欲杀我之子女，各处之人鸩杀我诸申。”[53]整个社会出现了“汉人、蒙古并他族类，杂处于此，其或逃，或叛，或为盗贼，为奸宄者”[54]的复杂局面。可以说，自努尔哈赤起兵以来，刚刚开创的有利满族社会进步，有利于满汉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的极好局面，以及正朝着有利方向发展的儒学化进程遭受到了挫折，甚至出现“回流”现象。

　　二

　　天命十一年，努尔哈赤去世，皇太极继位。清入关前政权的儒学化进程步入一个新的阶段。皇太极继位初期，后金社会内外交困，所谓“今汉人、蒙古、朝鲜，与我四境逼处，素皆不协，且何国不受讨于我，积釁既深，辄相窥伺”[55]，“金汉之民，两相困毙”[56]的由努尔哈赤开创的事业正在成败与否的重要历史关头，如何迅速消弭努尔哈赤晚年的一些举措造成的负面影响成为摆在以皇太极为首的后金（清）统治者面前的重要历史课题。皇太极采取保护汉民、提高汉人的社会地位、重新调整生产关系等一系列有力措施迅速扭转了后金社会的不利局面，巩固了后金政权。同时，他又积极推动政权的儒学化进程，体现在：

　　第一，进一步强化儒家伦理道德。皇太极接受汉官的“遵法先王”[57]、“法尧之法，效文之德”，行“仁心仁政之道”，进而达致“尽伦常而化民，故立万世不朽之经”[58]伟业的目标。同时，皇太极的伦理观念深受其父的影响。他坚持“以仁心爱万民，以仁政治宇内”的思想，且以之作为爱养民众的重要手段，旨在使努尔哈赤所传之基业永存。前文指出，努尔哈赤时期已经对儒家的“三纲”、“五常”伦理道德进行吸收，但尚未对“三纲五常”这个体系作完整接受。皇太极第一次明确提出要以儒家“三纲五常”思想作为手段指导政治生活。崇德元年七月，他在册封五大福晋的册文中说：“天地授命而来，既有汗主一代之治，则必命匹配心腹亲近福晋赞襄朝政，坐立成双，同立功德，共享富贵，此乃亘古之制，信守三纲五常，系古圣汗等所定大典。今我正大位，当仿古圣汗所定之大典。”[59]这实际上是最高统治者以册文法令形式宣布将儒家“三纲五常”思想作为施政指导的政治宣言。

　　皇太极接受“三纲五常”思想，体现在诸多方面：

　　一、“父为子纲”的影响。“父为子纲”思想的核心就在于一个“孝”字。皇太极深信：“世未有不孝于亲而能忠于君者也，亦未有不齐其家而能治其国者也。”[60]

　　因此，他把“孝悌”观念视作齐家治国、巩固基业的重要手段，指出：“圣经（按：即《论语》）有曰：欲齐其家，先修其身，身修家齐而后国治……孝其亲悌其长，教训及其子孙亲戚，如此则家齐矣。”[61]“孝”也通过祭祀祖先的方式表达出来，皇太极曾下令：“嗣后，凡得新果品、新粮谷，先荐太庙，然后进食，著为定例。”[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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