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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入关前政权儒学化略论(6)

2013-02-16 05:38 《清史论丛》 朱昌荣 3675
政权儒学化主要是指其接受儒家文化及以之为载体形成的统治思想、政治制度、文化教育等内容。学界对清入关后政权儒学化的情形进行了较为深入地探讨,而对入关前政权儒学化的情形关注则相对薄弱。实际上,从努尔哈赤时期...

  第三、加强对八旗子弟的儒学教育。皇太极在长期的对明战争中,认识到读书能使人“明义理”。天聪三年,皇太极攻破明朝关内四重镇,令阿敏镇守,结果后者在明军反击时,下令对永平、迁安两城居民实行屠戮后弃守。事后,皇太极总结道:“独不思我兵之弃滦州,皆由永平驻守贝勒失于救援,遂致永平、遵化、迁安等城相继而弃,岂非未尝学问,不明义理之故欤?今我兵围大凌河城经四越月,人皆相食,犹以死守,虽援兵尽败,凌河已降,而锦州、松山、杏山,犹不忍委弃而去者,岂非读书明道理,为朝廷尽忠之故乎?”[77]此后,皇太极明确宣布让八旗子弟读书在于:“使之习于学问,讲明义理,忠君亲上。”[78]五年七月,皇太极对出征将士说:“我等所居沈阳、辽东之地,原系我属乎?乃天赐与我也……我自征明以来,或攻城,或野战,每战必胜。然而,我等何以退缩耶?明国屡次战败,仍不畏懼何为耶?乃因彼虽不长于骑射,而于临阵时通晓文武法律故也。”[79]


  因此,天聪五年十一月,皇太极以行政命令形式要求:“自今子弟十五岁以下,八岁以上者,俱令读书,如有不愿教子读书者,自行启奏。若尔等溺爱如此,朕亦不令尔身披甲出征,听尔任意自适,于尔心安乎?其感体朕意毋忽。”[80]皇太极颁布要求八旗子弟读书命令后,效果并不明显。时人即云:“皇上谕金、汉之人都要读书,诚大有为之作用也。但金人家不曾读书,把读书极好的事,反看作极苦的事,多有不愿的。”为加强对八旗子弟的儒学教育,汉官积极出谋划策,譬如,胡贡明建议:“当于八家各立官学,凡有子弟者,都要入学读书,使无退缩之辞。然有好师傅,方教得出好子弟,当将一国秀才,及新旧有才而不曾作秀才的人,敕命一、二有才学的,不拘新旧之官,从公严考,取其才学可为子弟训导的,更查其德行可为子弟样子的,置教官学。顺设养廉之典,供以衣食,使其无内顾之忧。尊以礼貌,使其有授教之诚。崇以名分,使其有拘束之严。小则教其洒扫应对、进退之节,大则教其子、臣、弟、友、礼、义、廉、耻之道。……况学校乃历代之大典,不行考校,则人不读书,而真才无上进之阶。”[81]胡贡明从师(傅)弟(子)选取、教师待遇、尊师之礼、教学内容以及教学考核等方面谈了自己对如何完善八旗教育的认识,不啻于对后金政权八旗官学教育蓝图的一次总规划。


  第四,大兴翻译汉文典籍之风。自无圈点满文创立后,极大促成了政权对儒学的吸收。满族中涌现了一批精通满汉文的知识分子,出现了不少儒学世家,如希福及其兄硕色、硕色之子索尼,皆“通满、汉、蒙古文字”,太祖“召直文馆”[82]。天聪三年四月,皇太极命“儒臣分为两直,巴克什达海同笔帖式刚林、苏开、顾尔马浑、托布戚等四人翻译汉字书籍”[83]。但无圈点满文“形声规模,尚多未备”[84],具有较大局限性。六年三月,皇太极令达海等“详定国书字体”[85],新满文得以创建,皇太极令儒臣翻译“有关治要者,汇纂翻译成书,用备观览”,乃至“汉人正史以外,野史所载”的诸般史籍。仅达海一人用满文翻译汉籍,译成的有:《万宝全书》、《素书》、《三略》;“始译而未竣”的有:《通鉴》、《六韬》、《孟子》、《三国志》、《大乘经》。满文的创建、完善并用以翻译汉文典籍,极大促成了后金(清)政权对儒学的吸收,所谓“昔满洲国未深谙典故,诸事皆以意创行。达海巴克什始用满文译历代汉籍,颁行国中,满洲人不曾闻知之典故文义,由此通晓之。”[86]


  第五,提倡“人才为本”思想。“人才为本”思想是儒家传统观念之一。皇太极明确提出:“图治以人才为本”[87],主要体现在:


  1、优礼汉官。努尔哈赤晚年对汉官由信任渐趋疏远,以致“编庄戮儒”的发生。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金统治集团对汉官的认识,皇太极也不例外。天聪元年四月,皇太极在给袁崇焕的书信中指出:“自古以来,尔等文臣,往往如妇女之在闺中,徒好大言,以致丧师殃民,社稷倾覆。”[88]同年五月,他率兵包围锦州,在致明守军的信中再次指出:明国拒绝同后金议和,以致兵临城下,“此皆尔国文臣贻悮尔主,以致丧师失地,非我之佳兵也。”[89]但从总体而论,在皇太极统治期间是优礼汉官的。如范文程“所领皆枢密事”,“每入对,必漏下数十刻始出,或未及食息复奉召入。”[90]洪承畴降清后,皇太极倍加礼遇,引起诸贝勒的不满。皇太极问诸将道:“吾侪所以栉风沐雨者,究欲何为?”众人答“欲得中原耳!”他则答以“譬诸行者,君等皆瞽目,今得一引路者,吾安得不乐也!”[91]


  2、注重对人才的选取、培养。皇太极对人才的选取,坚持“人才为本”,“量才录用”的原则,强调不拘一格选用人才。如宁完我,即皇太极将其“出之奴隶,登之将列,踰寻常用人之格。”[92]结果,出现了“真正豪杰,互相弹冠而乐为皇上用”[93]的局面。具体而言,当时选取人才的途径主要有荐举、考试选拔等。汉官中的有识之士纷纷上书,要求通过荐举方式向国家输送人才[94],朝廷亦多次颁布诏令要求臣子荐举人才。天聪九年二月,皇太极命令官员荐举人才,指出:“人臣以荐贤为要,尔满、汉、蒙古各官果有深知灼见之人,即当悉行荐举,所举之人无论旧归新附及已仕未仕,……量才录用。”[95]荐举令颁布后,宁完我等汉官接连上疏,就如何通过荐举选拔优秀人才献策建言。宁完我说:“我查考从古到今荐举人的事例,被荐举的人若有工,荐举的人一齐〈受赏〉。若有罪则连坐。这个不是苛法。乃特意防止任意荐举。今汗再降一旨,被荐举的人果真正直、贤良,日后得益升赏时,荐举的人同样〈升赏〉。若被荐举的人得罪,荐举的主人也连坐。若被荐举的人开始好,后来变坏,荐举的主若发觉立即向汗报告时,则免其罪。那样才能获得真有才能的〈人〉使用。”[96]范文程、许世昌则从如何做好被荐举人的察选提出了看法,他说:“现今考选时要认真详察,不那样做,国事可不是小事。虽然有法,可是败坏国事后,即使杀又有何益。与岂任用后杀掉,不如事前详察。另外一定要详察被荐举来的贤良、荐举贤良的人。荐举来的主人果若诚实,那被荐举的人也可能是贤良。若是荐举人原来行为就不好,被荐举的人也可能不好。”[97]许世昌则称“必定是存心正直的人认得存心正直的贤人……一定要所有的大臣荐举各自知道的贤人,送到礼部,分科铨选,务求真才实学,这样选用时,在国中将得到有真才实学的〈人〉。在野外被弃掉的贤人就少了。”[98]举行考试是人才选拔的又一重要途径。终皇太极之世,后金政权曾多次通过考试选拔人才,如天聪三年九月壬午朔“考试儒生”[99]。这次考选的对象主要是努尔哈赤晚年屠戮汉族知识分子后的孑遗。[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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