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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前史研究

辽东满族“氏族文化”初探(5)

2013-03-01 18:49 《清前史研究》第二期 张德玉 2406
国学大师周汝昌老先生在《丰润曹氏家族·序一》中,对“氏族文化”有一段十分精辟的论述。他说:“中华文化大领域中,有一项分目,可以称之为‘氏族文化’。晋代的王谢风流,北朝的崔卢声望,诗文称道,人所共闻。如果对这一类...

   从上表看扈氏族人以汉族习俗命名是从第五世开始的,自第八世以后逐渐多了起来,八世共16人,只有一人命取满俗人名,余15人全都是汉俗人名。而到第十一世以后,则全部是汉族习俗人名了。五世人应该是生活在康熙晚期(16621722年),因为四世五兄弟,除了老五留驻北京,余兄弟都是康熙初年被拨回盛京、兴京的。上表说明满族入关之后不久即迅速吸纳接受了汉文化。五世有人仍命取满俗名的是长、次二房人。他们是康熙初年由京师被拨回盛京的,他们是在满洲八旗中生活的,因而没有那么快就渐习汉俗。而以汉俗命名的六人则是被拨驻兴京三、四房的人,他们是在汉族人的堆里生活的,因此,受汉文化影响较早较深。为什么说满洲八旗兵驻防兴京的扈氏是生活在汉族中的呢?顺治三年(1646年),兴京驻防满洲兵50员,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设兴京副都统,有官兵930员,到光绪三年(1877年)兴京城守尉改为兴京协领,驻兵减为500员,还有戍守兴京城的兵300员。而清代祖陵的永陵官兵则更少了,除皇帝恩赐喜塔腊氏兵100员,各旗堆房兵,不足百人。因此,八旗满洲官兵即使驻防于“龙兴重地”的兴京,也是少之又少的,特别是他们的家均安于永陵、兴京之外几十里百余里之地立祖坟、圈地开荒,而安家之地居民则多是汉人。因此,他们是与汉人混居杂处。三四房的人在强大的汉文化影响下,逐渐接受汉族文化,在命名上渐习汉俗是很自然的。到了第八世,也就是嘉庆、道光时期,扈氏人在以汉俗命名上逐渐增多,而十一世时,也就是清末了,扈氏族人男性则全部以汉俗命名了。

 

《扈谱》在范字上,虽然没有氏族统一的范字,但各宗支仍有自己的小规模的范字规律。如四世吗什泰生育的四子常明、常安、常道和全保,长、次、三均以“常”字为范字。六世的雍顺三子海成、海昌、海福以“海”字为范字。到了八世各宗支均有本支的范字了。如该宗阿之子喜庆、吉庆,纳束肯之子庆喜、庆祥,皆以“庆”字为范字。而“海”字的子侄们以“明”字为范字。庆喜、庆祥兄弟二人的儿子的范字是“德”。九世福寿之子以“裕”字为范字,到十一世各支的均有各支的“字”:福森之四子范“永”字,奎栋、奎梁之子范“金”字,启铎之子范“国”字,永峰之子范“忠”字,金喜和“国”字的兄弟之子范“宏”字,启运昌之子范“铁”字。扈氏之所以没有一个统一规范的范字,究其原因是没有统一修谱所致。咸丰八年(1858年)修谱时,只修了拨回兴京二房的,盛京二房是光绪三十一(1905年)年补续的,补续也仅是将这二房各立一谱单,成为《扈谱》的“一谱三单”,并没有统一修成一谱,也没有氏族人共同研究拟定统一的范字,因而形成为“各自独立”的范字。

 

兀札喇氏命名情况。沈阳兀札喇氏谱中“二十字辈次(范字)”主要源自十一世吴忠祥根据“长辈记忆中记录下来写进谱的”⑥。而这记忆中记下的“范”字二十字,前九个字“汤、卜、杨、双、福、齐、德、荣、多”,完全是一世至九世直系各世满族人名汉字音译之首音汉字,并非如汉族习俗将“范”字镶嵌在人名中定辈分的,这与爱新觉罗氏头六代“范”字“觉、塔、努、皇、福、玄” ⑦一样。另如《索绰罗氏宗谱书》二十八字范字的头七字“松舒坦哈满额春”,皆为头七世直系先祖满族人名的首音汉字,并没有像汉族按“范”字命名那样采用诗句形式,这是清代满族家谱的通例。清代满族家谱吸收汉族谱牒文化,采用诗的形式命定“范”字后,再以“范”字命名,是清代中期以后的事。因此,为了将一世至“范”字命名之世都排列有序,才将没有按“范”字命名的直系先世名的首音汉字也列为“范”字之中,这正佐证了满族是在清中期开始大量吸收汉族文化的。满族谱牒和满族命姓取名习俗,在吸收汉文化上,最早始于皇室,如福临、玄烨、胤禛等皇帝的名字,可以说完全是汉族习俗的名字,完全没有满族人名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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