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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抚顺

辽代贵德州的经济(2)

2013-03-16 21:26 《浑河文明与满族文化》 曹德全 1586
唐开元二年(714年),安东都护府从抚顺高尔山上的新城迁到平州(今河北卢龙县)以后,唐对抚顺地区的管辖逐渐衰弱。抚顺地区人口大量减少,经济水平严重衰退。一直到契丹人控制了辽东,特别是辽会同八年(945年),察割在抚顺...

  农业。辽之前,东北的农业发展水平与中原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有辽一代,由于大批被俘汉人安置在东北各州从事农业生产,加之统治者对农业生产的积极支持,东北的农业生产水平得到了空前发展,与中原的差距大大缩小了,契丹族逐渐由一个游牧民族走上了半农半牧,直至以农业为主的民族。由于契丹贵族格外重视发展农业生产,注意学习中原的农业政策和生产经验,重用韩德让、杨佶等汉人,采取了调整赋税,安置流亡,奖励开荒,维修水利,沟通市场以及“购耕牛”,“禁军官非时狩猎,妨农”等积极措施,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到道宗初年(11世纪中期)东北一些边州“斗粟六钱”。东京府(治所在今辽阳)所属的成州(开原)等50余城内沿边诸州“各有私籴”。“辽之农谷,至是为盛”,“虽累兵兴,未尝用乏”。这里的50余城,显然应该包括贵德城,辽代之前,抚顺地区战乱频繁,一些城堡多是作为军事设施而存在的。当时,抚顺地区的农业发展水平十分低下。


  辽代,由于抚顺地区形势相对稳定,大批汉民不断流人,加之辽朝重视农业生产,浑河两岸的沃野得到开发。农业生产水平不断提高。使契丹辽朝由开始经常向汉族中原政权乞粮告籴发展到辽景宗时已是“仓有余粟”,并能在保宁(969-978年)后期,应北汉之请,一次拨出粟米20万斛来救助它。应该说,抚顺地区较稳定的大面积的农业生产是从辽代贵德州时期开始的。


  手工业。贵德州建立之初,其经济类型还属于封建贵族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州内的手工业发展水平是以满足庄园主——贵族们的需要为限的,如粮食加工业、制革业、酿酒业等等一批小手工作坊。由于辽代贵德州是以俘虏的汉人为主新建的州城,辽初,贵德州的经济发展水平是相当低下的,生产能力只能满足自身的需要,不能向社会提供更多的产品,因此国家对贵德州不征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种情况到辽圣宗开泰元年(102年)有了改变。“……贵德、龙化……七州至是有诏始征商。”什么是征商呢?《辽史·食货志下》上说“征商之法,则自太祖置羊城子炭山北,起榷务以通诸道市易。太宗得燕,置南京城北有市,百物山×,命有司治其征,余四京及它州县,货产懋迁之地,置亦如之。”可见,征商之地,其市场贸易必相当活跃,也就是说,到了辽圣宗开泰年间,贵德州内不仅手工业已经很发达,有大量产品可以上市交换,而且出现了较大的集市。至此,贵德州已经摆脱农奴庄园经济的模式,开始出现封建城市的雏形。


  在贵德州诸多手工业中,值得一提的是制瓷业。大家知道,金代抚顺大官屯瓷窑是当时我国东北地区的著名瓷窑,它烧制的日用粗瓷,各种黑釉器,产量很大,在东北各地的遗址中都有发现。但是,金代的大官屯瓷窑是“在辽代窑址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也就是说,辽代后期,在贵德州已经出现早期瓷窑,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契丹族通过战争从南方俘掠大批汉人到贵德州,其中不乏具有一定烧瓷技术的匠人;二是抚顺原有烧窑所需的燃料煤,因为当时“烧窑的燃料已经广泛供用煤。不过,辽代抚顺的瓷窑,规模一定很小,工艺落后,只能生产一些粗糙的自用瓷。1984年11月,在抚顺望花区光明街二十七中附近发现了两座辽墓,墓中出土了土瓷器3件,陶器7件。瓷器有白瓷大碗1件,口沿呈五花瓣形,壁弧曲,圈足,胎质灰黄,釉色白中泛黄,口径21.6厘米,足径9.4厘米,高7.5厘米:白瓷碗1件,口稍外延,圈足,釉色较亮,口径14.6厘米,足径5.8厘米,高51厘米;白瓷瓜棱罐1件,直口,口沿下有一周凸弦纹,腹作八瓣棱形,圈足,胎质灰黄,口径8.4厘米,高12.2厘米,足径7厘米。这些瓷器胎质粗糙,其色白中泛黄,是因为烧制过程中使用耐火砖障火法还不十分严密,致使白釉器在器胎和釉面受火部分,挂上了一层黄色油污,这说明制瓷技术还较落后。有人认为这些瓷器来源于四川彭县,我认为它们应是贵德州的地产品,时间应是辽代的中晚期。贵德州的瓷窑为金代抚顺大官屯瓷窑的兴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该文章所属专题:曹德全专栏

曹德全先生

  曹德全(1946-2021),吉林通化人,1964年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1969年分配到辽宁省桓仁县新华机械厂工作,1980年调入抚顺纺织局。曾任抚顺市经委处长、露天区(今东洲区)副区长、电子工业局副局长、抚顺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工作之余,他积极研究东北民族史以及抚顺地方史。取得许多重大学术成果。先后出版了《抚顺史研究》(合著)《抚顺通史》(合著)《抚顺编年史》(合著)《抚顺百科大事典》(合著)《抚顺历史的误区》《抚顺历史之谜》《高句丽史探微》等专著,并撰写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发表在各级报刊上,特别是在高句丽历史和清前史研究领域建树颇深,在东北史学界有较大影响力。
  曹德全先生的研究,主要从历史文献出发,有理有据,逻辑清晰。他论述的“高句丽名称辨疑”“高句丽与高丽”“论高夷”等许多重大学术问题,在学界引起广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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