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女真统治者民族政策的演变(4)

　　天会四年(1126)十一月，枢密院对两路指挥下令改俗：“今随处既归本朝，宜同风俗，亦仰削去头发，短巾左衽。敢有违犯，即是犹怀旧国，当正典刑，不得错失。”(42)所谓两路指已被金占领的河北路和河东路。宋徽宗、钦宗出降后，金又将改俗令推行到新占领区。天会七年(1129)六月重申“禁民汉服及削发，不如式者死”(43)。令下之日，各级官吏包括一些降金的汉宫不遗余力、不择手段地加以执行。如代州守刘陶“执一军人于市，验之顶发稍长，大小且不如式，斩之”。庆源和解梁知县“见小民有衣犊鼻者（即汉人作工时的围裙）亦责以汉服斩之。生民无辜被害不可胜纪。时复布帛大贵，细民无力，坐困于家，莫敢出焉”(44)。

　　女真人男子剃去颅顶及两侧头发，留颅后发，编结为辫，垂于肩背。妇人则将头发束于颅顶，辫为圆髻。汉族的服装发式在各个历史时期虽有些变化，但长袍（或衫）、右衽的格式则是不变的，成年男子束发于头顶，覆巾或冠。汉族人秉持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而不可毁伤的古训，除了小孩剃童发之外，是不能剃发的。因此，雉发左衽命令引起南人的强烈反抗。“今河东、河西不随顺番贼，虽强为剃头辫发，而自保山寨者，不知几千万人”(45)。正是由于汉族百姓（南人）的强烈反抗，迫使女真统治者对后来的伪齐统治区有所区别，即可以“不易官制，不易风俗”(46)。海陵王上台后于天德二年(1150)亦下诏“河南民，衣冠许从其便”(47)。尽管如此，由于女真衽发制度处于强势主流地位，历经几十年的流变和互相融合，包括河南地区在内的绝大多数南人也都雉发左衽了。大定十年（1170，宋乾道六年）闰五月，范成大出使金国，据其《揽辔录》记载，他在途经汴京时看到“民亦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男子髡顶，月辄三、四髡，不然亦闷痒。余发作锥髻于顶上，包以罗巾，号曰蹋鸱，可支数月或几年。村落间多不复巾，蓬辫如鬼，反以为便。］最甚者衣装之类其制尽为胡矣。自过淮已北皆然，而京师尤甚，妇女之服不甚改。而戴冠者绝少，多绾髻，贵人家即用珠珑冒之，谓之方髻”(48)。到章宗承安五年(1200)五月，朝议女真、汉人拜仪，司空完颜襄说：“今诸（色）人衽发皆从本朝之制，宜从本朝拜礼。”(49)说明金朝中期以后，女真的衽发之制已经通行全国。至于范成大所见的“戴冠者绝少，多绾髻”，已非原来的女真男子发式，而是由于中原地区气候、环境不同，并与汉族长期交往、交流中相互影响、融合的结果。

　　6.强制移民“实内”

　　金统治者把金源肇兴之地称为“内地”即上京地区，金太祖、太宗、熙宗三朝把内地作为其政治、军事、经济重心，加以重点经营。在灭辽破宋战争过程中，为削弱燕地和中原汉族、契丹等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同时也为了弥补“内地”劳动力之不足并提高生产技能、发展经济，曾不断强制“富强工技之民”和农民迁往“内地”。金军攻破开封后，曾“押工役三千家”(50)北归。金世宗主政后出于军事目的继续执行“实内”政策，向东北地区移民。大量汉人被强制迁徙到“内地”后，除个别头领外，大多身份下降，多数人充当猛安谋克户的奴隶，承担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家内劳动，少数成为统治者的官奴。有的虽独立门户，但他们往往艰苦不能自存；有的“乏食至鬻子者”，“贫而卖身者”，纷纷沦为奴隶(51)。移民实内政策使大量中原汉人背井离乡、降为奴隶，是极大的灾难。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几十万素质较高的劳动者进入落后的东北地区，遂使劳动者的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与契丹、奚、女真等族人民共同开发东北，推动了东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向前发展。

　　（二）从压迫转向融合

　　女真统治者对中原地区汉族人民烧杀抢掠的暴行，除了满足奴隶主贵族的贪欲之外就是种下仇恨，而无法征服民心。如果想在中原地区长期统治，就必须改弦更张，摒弃野蛮落后的统治方式，在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全面转变政策，向汉族看齐，为汉人所接受，才能站稳脚跟，实现长久统治。

　　由于汉族军民对女真暴行的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也由于维护女真奴隶主和女真族根本利益的需要，自金太宗开始，几位受儒学教育较深比较开明的统治者选择了逐步改变女真原有的统治方式，转向全面地与汉族融合的道路。

　　1.政治层面的转变

　　政治体制的转变是女真向汉族融合的根本性转变。在这方面女真统治者经历了以女真制待汉人——以汉制待汉人——以汉制待国人的过程，最后实现了由女真化向汉化的全面转变。

　　第一阶段：以女真制待汉人，收国二年至天辅六年(1116-1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