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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抚顺

论女真统治者民族政策的演变(6)

2013-03-30 08:58 《文史哲》(济南) 乔幼梅 4345
金朝女真统治者对于契丹、奚等族,长期以打击和同化政策为主;对汉族的政策,则存在着一个由入主中原之初十余年间的压迫、打击和排斥,到与南宋媾和之后转向主动学习、仿效、交流和融合的演变过程,从而全面实现了体制性的变革,终于融入了古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变革、融合的深刻程度远胜于辽、元。

  与汉族融合的另一个带根本性的措施是迁都。天德三年(1151),女真又一位汉化极深的皇帝完颜亮,力排众议,迁都燕京,将金朝的政治中心从落后的金源肇兴之地上京迁到经济文化先进的燕京。从民族融合的角度看,如果女真权力中心继续滞留上京,又在落后的女真文化和严酷的自然环境包围中,很难与先进的汉族文化进行直接交流,更遑论融合了。而女真统治者也就很难在中原汉地站稳脚跟。所以历史上入主中原的有远见的统治者,无一不是把统治中心放在中原地区。可以说,海陵王迁都,是与汉族融合的标志性转变。


  2.文化层面的转变


  首先是选官制度的重大进步——科举考试。


  创建于隋唐的科举制度是封建社会比较先进而重要的选官制度。金初十几年征战过程中选官没有什么制度,主要根据军功和裙带关系。然而,在灭辽以后迫切需要大量官员管理新占领区,金太宗本着“以汉制待汉人”的思想,于天会元年(1123)开始科举考试,天会二年甚至一年两举。天会五年(1127)占领宋地之后,地方官员更缺,由于原辽地区科考内容与宋地不同而设南北两科称“南北选”,分别招揽辽地和宋地的汉族知识分子。


  在中央集权体制建立之后,海陵王对科举考试又进行重大改革,一是取消对宋地汉人带有歧视性的“南北选”,统一科举考试,三年一考;二是在科考的程序上由原来的乡试、府试、会试(礼部)三级增加殿试为四级,把最后的选士权收到皇帝手中,并制定《贡举程试条理格法》将科举法规化,全国一体遵守。但是此时的科举选士仅适用于汉族及其他族知识分子,女真人则不入此限,而是以军功、荫庇原则选官。直到大定十一年(1171)才在选官制方面实现了“以汉制待国人”的转变。这一年金世宗创设女真进士科,即所谓“策论进士”,尽管女真人科考时赋予了许多特权,但女直进士科之设毕竟将科考选士一途纳入了对女真人的选官制度,从而有利于提高女真人的文化素质。而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引导、鼓励女真皇室青年和贵族官宦子弟努力学习儒家经典,主动接受儒学教育,客观上正是加强了女真与汉族在文化和心理层面上的交流和融合。


  其次是兴办各类学校,培养科举生源,普及儒学教育。


  从天德三年至大定六年、十六年(1151-1176)先后兴办了国子监、太学、府学和州学。“以宗室及外戚皇后大功以上亲、诸功臣及三品以上官兄弟子孙十五以上者入学”,十五岁以下人小学。五品以上官兄弟子孙入太学,宗室皇家袒免以上亲的兄弟子孙和解元、举人入府学,曾任随朝六品官、经府荐之六品以下官之兄弟子孙,部分举人、阙里庙宅子孙入州学。很明显,各级学校纯系皇亲宗室和各级官僚子弟才有资格入学的贵族学校,享有免试、不交学费的特权。但所学经史、词赋读本都是参考中原王朝规定的传统版本由国子监印制后发给各类学校学生,所学课程也有统一规定,并有严格的纪律。这些由儒学经典培养出来的女真、汉等各族青年不啻是社会精英,再通过科考、荫补等路径不断进入仕途,从而保证了女真金朝各项汉化政策的持续执行。


  金世宗为了保持金朝官僚队伍始终以女真人为主体,并使更多的女真子弟进入仕途,大定四年设女直学,以女真大小字译经书颁行之,号召女真青年习读。随后又在各路猛安谋克户内选择良家子弟共三千人集中起来进行特别培训,学习儒学经典。大定九年(1169)又从中遴选一百名优秀者到京师,由女真人中儒学修养最高的温迪罕缔达任教,用以培养女真特殊高级人才。为了进一步普及儒学教育,并有更多的女真人参加科考,大定十年(1173)设女直国子学,在诸路设府州学22所,遍及中原、上京、北京及戍边的猛安谋克聚居地区,入学资格和教学内容与前述各类学校同,所不同的是国子监系列读汉字版本经书,女直学校则读女真字经书。金世宗之所以组织人力将汉字经书译成女真字,让女真人熟读,主要还是为了在汉化的同时保持女真民族的语言文字特性。


  通过各级女直学校的儒学教育和女直进士科科考,涌现出许多粗习儒学的女真青年,通过他们的示范作用带动其他女真青年学习儒学,不但提高了女真族的文化素质,而且也引发由尚武到崇文的民族习性和民族心理的转变,从而在价值观层面上达到更深层次民族融合,则是毋庸置疑的。


  由于金朝历代皇帝高度重视科举,科举制在世宗、章宗时期得到了高度发展。终金之世,共举行科考43次,约取进士15000人,朝廷也遴选了不少优秀的由儒学培养起来的汉族和女真族知识分子入朝做官。白海陵以降,累朝皆有汉人进士任宰执者。这些进士出身的汉人贤臣在以儒治国、推动女真奴隶制向封建制演变、促进民族融合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值得提出的是,同样作为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相比于辽,在建国后十年即辽圣宗统和六年(988)始“诏开贡举”。蒙古人入主中原后,从忽必烈主政起五十年后即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才颁布科举诏,宣布次年开考,而女真金朝在建国后八年即实行科考,充分说明女真统治者比契丹、蒙古统治者要开明、开放得多,也说明他们在汉化和以儒治国方面自觉程度更高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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