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宁卫及草河千户所的设置

东宁卫及草河千户所的设置

——辽东边墙以内的女真人

张德玉 刘彦红

    明代辽东都司设置之后，女真人，尤其是奴儿干都司辖境的女真人，视辽东为“乐土”而陆续“来归”。明廷为了妥善安置“内附”的女真人等，于洪武十三年（1380年）在辽东都司下设置了“东宁、南京、海洋、草河、女真五千户所”，对“内附”的女真人等进行管理。洪武十九年（1386年）“改置东宁卫”于辽东都司城（今辽阳市旧城）之北。从而，一批批“来归”的女真人被安置在辽东边墙以内。由此，清太祖努尔哈赤说东宁卫的女真人，本来就是我的部属。故而，辽东边墙虽为界限，却难以泾渭分明。这也就是草河千户所之所以在明廷设立开原等马市之前，就成为女真人、高丽人（朝鲜李朝人）商贸交易所，草河成为明廷设立辽东马市之前，就成为辽东汉人与女真、高丽人交易的中心，也是建州卫大酋长李满柱奏请迁于草河的根本原因，明廷因草河地近辽东中心而未予批准，才迁入浑河。因此说，草河堡在明代中前期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

    辽东边墙是明朝廷为了有效控制和抵御东北女真族、蒙古兀良哈三卫等部的骚扰攻侵，应付瓦刺和鞑靼的掳掠寇抄而修筑的。它不仅是一道军事防线，同时也是汉人和女真等民族居住区域的界限。

    元被明灭亡以后，于洪武四年（1371年）二月壬午，“诏置辽东卫都指挥使司”于辽阳，七月辛亥，正式设置。八年（1375年）十一月癸丑，升为“辽东都指挥使司”，简称“辽东都司”。辽东都司“总辖辽东诸卫”⑴，成为当时明朝廷设在东北的最高军政机构，接替元在东北的统治。是时，辽东西起山海关，南抵旅顺口，东南至朝鲜半岛东北部，东至长白山东日本海，北至黑龙江流域左岸下亨滚河口对岸的奴儿干广大地区。永乐九年（1411年），明朝廷又在奴儿干设置了奴儿干都司，这时，辽东都司北至开原，两个都司统辖整个明代东北地区（包括黑龙江中下游地域的广大地区）。

    一、辽东的重要地位

    辽东的中心是辽阳，历史上说辽阳亦即代表辽东。“辽东”一词是一个政治地理名词。辽东都司设于辽阳，“到明末一直是东北地区的军政中心”。据《全辽志》释：“辽，远也，以其地远在九州之东，故名辽东，又兼辽西而言也”⑵，因此“沧海之东，辽为首疆”⑶，辽东“南望青徐，北引松漠，东控海西女真”⑷，是中原北连奴儿干都司辖地的中间环节，它宛如一条巨大的臂膀，横亘在京师的左侧，构成了一道政治、经济的天然屏障。洪武五年（1372年）六月丙戌，明廷在辽南“置金、盖、复三州”，六年（1373年）六月戊戌，明廷在辽阳设置了辽阳府县，同年闰十一月癸酉，“置定辽右卫于辽阳城之北，立所属千户所五”⑸，东北其它地区则不设府州县。辽东在“终明之世，边防甚重”，“辽东为燕京左臂，三面濒夷，一面阻海，山海关阻隔内外，亦形胜之区也。”⑹因此，明朝廷对辽东的经营尤为重视。“辽地为京师左臂，西拱神州，北连胡寇，东邻朝鲜，统卫二十有五，二州介焉”⑺。

    二、明廷对东北实行卫所制管理

    明朝廷重要的辽东边疆大吏王之诰说：“我国家混一函夏，奄有万方，穷陬遐壤，咸置长吏，星分棋列，遍于寰宇，乃辽独划去州邑，并建卫所而辖之都司。何哉？边鄙瓯脱之俗，华夷杂糅之民，迫近胡俗，易动难安，非可以内地之治治之也”⑻ ，故而“辽防为难者，北于属夷，东于高丽，而又渡海归内地，故不设州县，编民一以卫所制之者，万户管千，千户管百，节制易明，逃跑可稽也，故不加有司，设巡检，恃其卫所以束伍耳”⑼。明朝廷在东北少数民族生活区域设置卫、所，以土人酋长任卫所首领，管理本卫、所事务，实行“以夷治夷”、“分而治之”的羁縻政策，朝廷赐给各卫所酋长以印信、赏赐，俾其世居本土，自相统属，打围放牧，各安生理，经商买卖，以便往来，东北边疆各少数民族，皆明皇帝之“臣民也”。

    明朝廷的羁縻政策是“因其部族，官其酋长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户、百户、镇抚等职，给以印信，俾各仍旧俗，统其属。”⑽ 这种卫所制度的性质，一是军政合一的地方机构；二是土官制，各卫所官员皆由当地部落酋长担任，官职世袭；三是卫所官员没有俸禄，可在进京朝贡时得到赏赐。各卫所的官民均负明朝廷臣民“属夷”之责，必须执行朝廷的政令，听从朝廷的调遣，按期纳贡，卫所官员必须由朝廷委任，官员升迁、袭职有定制，由兵部主管。因此，羁縻卫所是明朝廷的地方军政机构，是明朝廷管辖女真等东北各少数民族的一种特殊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