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爱国人士王卓然自传(12)

　　在天津住了几天，救国会同志们渐渐集合，此时得到极大的安慰是苏联对中国订了互不侵犯协定，大家决定南下参加抗战。我行前对家庭立下遗嘱，留我长子王福时在津联络消息。我们搭英国船南行，我的妻子江边洒泪，大有永别之势。我们到青岛转火车去南京，南京此时为敷衍各方来的人士，设了个第六部，聘了许多研究委员，我便作了研究委员⑵，除了开几次敷衍性的会议外，毫无工作。高崇民、于毅夫、关梦觉、于炳然等，此时已到南京，大家共租了一所房子，改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为“救亡总会”。早先在北平办爱国奖券时，尚剩有一部分存款，我设法调来，支持这救亡总会的进行，这款直到汉口撤离时才用完。 　　　

　　在参政员任内和中训团期间

　　上海失守，南京震动，这时看出蒋介石对抗日是确无决心、无计划。因为南京撤退是杂乱无章，我们这第六部被指定到南岳衡山集中，好像是11月初.我搭的朱子桥将军救济会的船，到了汉口转往衡山，除了几个第六部同人外，找不出组织与领导。在衡山、长沙流离了一个多月，知道政府已全部撤到汉口，乃往汉口集中。此时还是我们的东北救亡总会，不愧为奋斗集团，很快在武昌明月桥东北会馆树立起来。这时共产党朋友刘澜波等也都来到一起。

　　到了1938年的3月，蒋介石的破碎政府，才又在武汉重整旗鼓.有人评论说，如日本人陷南京后马上派两师精锐，溯江向武汉穷追，蒋介石会迅速崩溃或投降的，以后在重庆，流氓政客萧振瀛亲口对我讲，到武汉后，纳粹德国公使陶德曼调停战争，蒋介石利用萧与汉奸的关系居中协助，用电话与在香港的“何廷流”其人者，每日通话，并联络居港的喜多大佐。卒以日本条件太苛，蒋惧为国人所弃，才放弃和降念头。这时蒋看清楚了，若是抗日，必得巩固团结，形成统一阵线，于是国民党才有成立“国民参政会”之决议。召集各党各派，在野名流学者，配以大多数是国民党党员，内中复多是CC分子，以请客方式，成立国民参政会，以敷衍局面。

　　我以东北系无党无派身份获得遴选，汪精卫、张伯苓等分任正、副议长。代表共产党的有7位，记得有毛泽东的姓名，未见出席。先后出席者有董必武、邓颖超、陈绍禹、秦邦宪、林祖涵、吴玉章诸同志，其他各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如沈钧儒、黄炎培、邹韬奋等，皆罗致在内。初集会时，大家也倒一团和气。我开始即主张为巩固统一阵线一致对外起见，应当释放所有政治犯，包含张学良将军在内。就在这一项主张上.适同共产党一致，而又适与国民党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