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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爱国人士王卓然自传(17)

2012-04-14 16:02 网摘 未知 552
  我是1947年9月离开沈阳,将公司的管理方面委托董事长金哲忱,业务方面全权交给协理董重屏。到了上海后,知道出国不易,南京须先发护照,复得请东京盟军总部发给人口证,南京的实业部对于贸易的办法尚在研究中,而外交部部长王世杰是我的老对头,对于发给我护照是特别“审慎”。这样迁延了4个...

  我是1947年9月离开沈阳,将公司的管理方面委托董事长金哲忱,业务方面全权交给协理董重屏。到了上海后,知道出国不易,南京须先发护照,复得请东京盟军总部发给人口证,南京的实业部对于贸易的办法尚在研究中,而外交部部长王世杰是我的老对头,对于发给我护照是特别“审慎”。这样迁延了4个月,东北的局势已有很大的变化。

  上海方面有几个熟人,欲利用我作媒介进行对日贸易,乃临时组织了一个“上海中国国际兴业公司”给我制装,立付路费,乃于1948年的1月23日,搭“海浙”轮到了日本的横须贺。同轮的有温朝著,是旅日华侨;有曾纪殷,是南洋华侨;另有四川牟幼南,是搭飞机先一日飞到日本,这是中日战后第一次贸易业者来日本的。就这4个人,日本人朝野都很欢迎,到处开会招待,尤以东京商工会议所的招待会上,主席村田省藏氏之欢迎词尤为谦卑动听。

  他说:“我们日本人的文化都是从中国来的,我们日本人的经济,更非靠中国不可,中日真是兄弟手足的关系。不幸我们的军阀祸国,对中国肆行侵略,中国的人民受我们害,真是创巨痛深,我们太对不住你们了。希望你们今后能给我们日本人一个赎罪的机会,我们愿尽我们的力量,帮助你们工业化,以少补救我们已往的罪恶……。”日本人既这样欢迎我们,理应当马上进行贸易了,不料遭到美国的污吏与中国的贪官双层阻碍。   

  先说中国的贪官。国民党给在外的贸易商加上了两重枷锁,一个枷锁是“中央信托局”,它设有东京办事处,代你记帐易货,称“B”帐(它代表国民党办的贸易称“A”帐),凡商人进出口的交易帐款,完全由它控制,它收佣金。另一个枷锁是“中国驻日军事代表”的商务处长,这位处长名唐菊生,他原是美最时洋行的买办,赠一部汽车给王世杰的侄子王德芳。王德芳又是外交部长王世杰的秘书长。我们与盟总(东京盟军总部)无论订什么交易合同,都得他签字才生效。

  他又与代表团长商震相勾结,狼狈为奸。九·一八事变时、日军由沈阳边业银行内劫去了23000两黄金,及宋代刻丝美术画16件,胜利后,张氏财产整理委员会,函外交部向日本追索,久不得下文,我去日本,这个委员会因为我也是委员,即委托我到日本后,催问这件事。本来盟总的规定,商人有资格代办追还日本斥夺物资的权,商震氏竟认为我多管闲事,由唐菊生授意CC派的中央社驻京记者对我肆行攻击,这位唐氏真是:“要钱不要脸”。

  我们向南京控他,函电交驰,最后还是商展下台,他才免职。至于这美国的枷锁,比中国的贪官更坏。日本的贸易,完全是美国人主管的,经济科学团的贸易管理局是一个庞大的机构,占用原来日本农林省的整个大厦,有几百人办公,化工、机械、纤维,有几十个科,各有专司。我要买的东西是纺织机器、化工原料,要卖的东西是中国的桐油、皮等东西.主管纺织机械的是一个久住横滨能讲日本话的美国人,凡东洋的贪污坏习,他都很熟悉,你若想同他订一个有利的合同,非先允许他调度的百分比数佣金不可,不然时,你买纺织机,他偏要给你榨油机,种种刁难,使你感觉要想成交生意,非先向他谈妥条件不可。我就在这双重的压迫下,经过整10个月工夫,才订了两纸合同回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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