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爱国人士王卓然自传(17)

　　我是1947年9月离开沈阳，将公司的管理方面委托董事长金哲忱，业务方面全权交给协理董重屏。到了上海后，知道出国不易，南京须先发护照，复得请东京盟军总部发给人口证，南京的实业部对于贸易的办法尚在研究中，而外交部部长王世杰是我的老对头，对于发给我护照是特别“审慎”。这样迁延了4个月，东北的局势已有很大的变化。

　　上海方面有几个熟人，欲利用我作媒介进行对日贸易，乃临时组织了一个“上海中国国际兴业公司”给我制装，立付路费，乃于1948年的1月23日，搭“海浙”轮到了日本的横须贺。同轮的有温朝著，是旅日华侨;有曾纪殷，是南洋华侨;另有四川牟幼南，是搭飞机先一日飞到日本，这是中日战后第一次贸易业者来日本的。就这4个人，日本人朝野都很欢迎，到处开会招待，尤以东京商工会议所的招待会上，主席村田省藏氏之欢迎词尤为谦卑动听。

　　他说:“我们日本人的文化都是从中国来的，我们日本人的经济，更非靠中国不可，中日真是兄弟手足的关系。不幸我们的军阀祸国，对中国肆行侵略，中国的人民受我们害，真是创巨痛深，我们太对不住你们了。希望你们今后能给我们日本人一个赎罪的机会，我们愿尽我们的力量，帮助你们工业化，以少补救我们已往的罪恶……。”日本人既这样欢迎我们，理应当马上进行贸易了，不料遭到美国的污吏与中国的贪官双层阻碍。 　　

　　先说中国的贪官。国民党给在外的贸易商加上了两重枷锁，一个枷锁是“中央信托局”，它设有东京办事处，代你记帐易货，称“B”帐(它代表国民党办的贸易称“A”帐)，凡商人进出口的交易帐款，完全由它控制，它收佣金。另一个枷锁是“中国驻日军事代表”的商务处长，这位处长名唐菊生，他原是美最时洋行的买办，赠一部汽车给王世杰的侄子王德芳。王德芳又是外交部长王世杰的秘书长。我们与盟总(东京盟军总部)无论订什么交易合同，都得他签字才生效。

　　他又与代表团长商震相勾结，狼狈为奸。九·一八事变时、日军由沈阳边业银行内劫去了23000两黄金，及宋代刻丝美术画16件，胜利后，张氏财产整理委员会，函外交部向日本追索，久不得下文，我去日本，这个委员会因为我也是委员，即委托我到日本后，催问这件事。本来盟总的规定，商人有资格代办追还日本斥夺物资的权，商震氏竟认为我多管闲事，由唐菊生授意CC派的中央社驻京记者对我肆行攻击，这位唐氏真是:“要钱不要脸”。

　　我们向南京控他，函电交驰，最后还是商展下台，他才免职。至于这美国的枷锁，比中国的贪官更坏。日本的贸易，完全是美国人主管的，经济科学团的贸易管理局是一个庞大的机构，占用原来日本农林省的整个大厦，有几百人办公，化工、机械、纤维，有几十个科，各有专司。我要买的东西是纺织机器、化工原料，要卖的东西是中国的桐油、皮等东西.主管纺织机械的是一个久住横滨能讲日本话的美国人，凡东洋的贪污坏习，他都很熟悉，你若想同他订一个有利的合同，非先允许他调度的百分比数佣金不可，不然时，你买纺织机，他偏要给你榨油机，种种刁难，使你感觉要想成交生意，非先向他谈妥条件不可。我就在这双重的压迫下，经过整10个月工夫，才订了两纸合同回到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