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牛录起源时间问题再探(8)

　　笔者之所以如此不惜笔墨，只是要为牛录的考证提供确凿可信的资料。《谱书》记载班布里救主是在国初，然而这是个非常宽泛的概念。从努尔哈赤免除了班布里户里筑兴京城的徭役来看，此事应在万历三十一年正月(1603)努尔哈赤迁至赫图阿喇之前。此外，太宗之生母为孝慈皇后，癸卯年(1603)九月崩。《谱书》记载在班布里在皇后养育之时，就请求为其守陵，亦说明其救主是在1603年以前。

　　故《谱书》提供的资料表明，最晚在万历三十一年(1603)，努尔哈赤已设置了牛录。并有普通牛录和努尔哈赤包衣牛录之别，这显然是经过一段时间发展的结果。由此可以推测，在努尔哈赤迁往赫图阿拉之前，即在虎拦哈达时期，牛录组织就已经存在，从班布里后人的追忆来看，当时的牛录组织已承担“官差”。这可能包括服兵役、徭役等差事，已具有后来八旗牛录之雏形。

　　现在，回过头来审视女真国各归降部落及其酋长的职责，据《建州纪程》记载：“动兵时则传箭于诸酋，各领其兵，军器、军粮使之自备，兵之多寡，则奴酋定数云”，可以看出，各部落属众承担的军事责任，与后来的八旗士兵几乎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平时耕种，战时出征，而军需自备。而“动兵时则传箭于诸酋”，这里的“箭”也就相当于令箭，使诸酋调兵的权力合法化。而后来八旗牛录的管理者——牛录额真，本为满语，牛录汉语意为大箭，额真即为主，牛录额真即可简单理解为拥有大箭之人。这正是女真国调兵遣将的过程的诠释。

　　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测，牛录制度并非努尔哈赤简单的设想，而是长期以来对归降酋长及其部落逐渐加强控制的结果。也就是说，对归降部落的整编、改制的过程，是牛录制度确立的过程，也是努尔哈赤政权军政制度发展的过程。

　　故正如周远廉先生所说的那样，申忠一所记载的女真国的部落组织，即是后来的牛录组织的雏形。从一开始，努尔哈赤可能就对各归降部落进行了初步的改编。

　　乾隆三年(1738)清查勋旧、世管佐领缘由的档子，以及《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八旗通志》、《满洲源流考》等官修史对国初牛录的来源的记载，正是这种过程的反应。如“将索尔活长子费英东授为头等大臣，五百户初编五个佐领”；“将我(汪几努)族中人等及领来壮丁编为半个牛录，着我高祖汪几努管理。”从这些记载来看，在初编佐领，即牛录时，已对各部落进行整理，并非完全以原部落为单位，但是有限度的。

　　综上所述，努尔哈赤对归顺酋长权力的认可，无疑是一种让步。在其实力壮大后，必然谋求改革，直接任命管民之官，进一步巩固统治。但这样的改革并非一蹴而就的，在其实力还不足以完全消除各酋长的势力时，只有采取任命各酋长为牛录额真的两全之策，并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对归降者进行改编，以加强统治。这也是常见的对征服对象的管理形式。故笔者认为，牛录额真作为基层军政组织的职官，出现的时间应早于辛丑年，即1601年。但牛录组织的制度化，是经过了一个发展过程。在初期，各牛录额真管理的组织，也就是后来的牛录，在初期显然不会整齐划一，应根据各部落的实际情况来定。如上文所述，索尔活长子费英东的部落，五百户，被编为五个佐领；即五个牛录：汪几努族人及领来壮丁被编为半个牛录，各项原则还很不规范。而牛录制度最初的制度化，可能是在辛丑年(1601)，而这项基层军政制度的最终确立，应是在乙卯年(1615)，据《满文老档》记载：聪睿恭敬汉将收集众多之国人，尽行清点之，均匀排列，每三百丁编一牛录，牛录设额真一人，牛录额真下设代子二人，章京四人。村拔什库四人。将三百男丁以四章京之份编为塔坦。无论做何事、去何地，四塔坦人按班轮值，其同工、同差、同行走。军用盔甲、弓箭腰刀、枪．长柄大刀，鞍辔等物若有损坏，则贬谪其牛录额真。倘一应物件修治完好，军马肥壮，则晋升其牛录额真。凡事预先立法，乃以示遵循。以三百丁为牛录的单位，设置诸如代子、章京及村拨什库，辅助牛录额真管理。并将三百丁分为四“塔坦”，即为四组，设章京四人按班轮值。至此，可以说八旗制度的基层组织——牛录，正式形成。综上所述，牛录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首先，作为临时性的狩猎组织，牛录额真亦临时性的，以十人为单位，事毕即散。牛录由此得其名，可谓“狩猎之牛录”。其次，是努尔哈赤政权的基层军政组织的雏形。任命归顺的酋长为牛录额真，这些人以国家职官的身份继续保持其对原族寨的控制权，努尔哈赤亦通过各酋长管理其民众。在此过程中，努尔哈赤开始以各部落为单位，进行有限度的整编，牛录由此得其形，可称为“部落之牛录”。最后，乙卯年清点国人，均匀排列，每三百丁编为一牛录，下设代子、章京及村拨什库，辅助牛录额真管理，真正成为努尔哈赤政权的基层军政组织，牛录由此得其实，真正成为“八旗之牛录”。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