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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前史研究

战后日本学者研究清入关前史概况

2013-06-25 18:04 《清史研究》 冯年臻 856
一、文献整理与研究方面的新成果战后,日本学者对清入关前史的研究,首先从文献方面入手,对清前史料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整理。其中以《明实录抄》、《李朝实录抄》、罗马注音译《满文老档》最为著称。《明实录》和《李朝实录》中的“满蒙史料”的抄录工作,早在1933年即已开始。前者是由三田村泰助、...

 

    一、文献整理与研究方面的新成果 

    战后,日本学者对清入关前史的研究,首先从文献方面入手,对清前史料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整理。其中以《明实录抄》、《李朝实录抄》、罗马注音译《满文老档》最为著称。 

    《明实录》和《李朝实录》中的“满蒙史料”的抄录工作,早在1933年即已开始。前者是由三田村泰助、今西春秋担任,后者的抄录由旗田巍承担。两不实录的抄本,直到1954年才开始陆续出版,至1959年前者18册、后者15册全部出完。 

    文献整理的另一项突出成绩,是神田信夫、松村润、罔田英弘的《满文老档》罗马注音日译本的出版(东京,1955年至1963年)。1969年,神田等人又将《满文老档》乾隆整理本的缺少部分,即台湾出版的《旧满洲档》第9册(天聪9年)译注出版。 

    在文献研究方面,今西春秋从1958年起至1973年的十多年间,据不完全统计就发表了以《满文老档的目录》、《标注战绩舆图索引》、《满文武皇帝实录的原典》等为题的撰辑,达15篇之多。这无疑对清前史研究工作的进展,具有较大的裨益。 

    三田村泰助的突出贡献,是把《满文老档》与《清太祖实录》进行比较研究。通过二者的比较,列举了《实录》的种种溢美之词和舛误之处。文章分析细致,具有较高的学术的水平。 

间野潜龙的《明实录的研究》(载《明代满蒙史研究》1963年),对明代历朝实录的纂修、修改的时间、人员、政治背景,特别是各种传抄本的来历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发现问题最多的是清太祖、太宗有关的记事。文章订正了前人研究中的疏漏和错误。另外同书所收的今西春秋的《明季三代起居注考》,探讨了起居注的性质、起居注与《实录》的关系。 

    松村润的《天命朝的奏疏》(《日大史科50周年文集》1978年),考证了《奏疏》的年月、作者及其民族。在地名研究方面,今西春秋的《诸申国域考》(《东方学纪要》2,1966年)依据《满洲实录》和《满洲老档》,对我国东北的有关地名进行了考证,全文长达172页,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二、关于入关前满族及其前身女真族的社会性质 

    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问题,战前日人的讨论,可谓诸说纷纭。战后,随着清前史研究的深入,有关这一问题又成为新的重点之一。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说: 

    1、氏族制说。这一观点的倡始者是稻叶岩吉。代表作为:《关于满洲民族的两方面观察》和《满洲社会史的断层》。他主张明末清初的女真社会与金初相同,仍然停留在氏族制阶段。 

    三田村泰助也倾向于这一观点。他在《满珠国成立过程的考察》、《木昆塔坦制的研究——满洲社会的基础构造》、《木昆塔坦制的研究》(均收入《清朝前史的研究》)等文章中,均认为女真社会组织的基础是木昆。在后两篇文章中,通过对《满文老档》的贝勒制、族籍表的研究,认为从哈拉中分化出来的木昆,是以地域关系为基础的血缘团体,是决定女真社会性质的根本因素;木昆不仅是狩猎采参的生产单位,而且还是占有土地的主体和分配劳动产品的组织。他的《明末清初满洲氏族及其源流》(《东洋史研究》19卷2,1960年)一文,进一步说明“构成当时社会基础的是种族共同体,即氏族制社会”等等。 

    2、氏族制解体说。这一主张的主要代表有中山八郎、鸳渊一、户田茂喜等。他们的著述在日本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此说似成定论。限于篇幅,这里从略。 

    3、奴隶制说。氏族制解体后,女真社会已向奴隶制的生产关系过渡,旗田巍的《关于建州三卫的户口》一文,提出了这种看法。他引用《李朝实录》的记载,认为15世纪女真社会已经出现了由汉人奴隶进行的奴隶制生产。田中克己的《清初的奴隶》(《帝塚山学院短期大学研究年报》4,1956年),较深刻地探讨了清(金)初奴隶制生产关系确已存在的事实。另外,河内良弘在《建州女真社会结构的考察》(《明代满蒙史研究》京都,1963年)中,也认为15世纪前半期,女真人的奴隶制生产较为盛行,但他对女真下层社会使用汉人奴隶从事农业生产,表示怀疑。 

    4、封建制与农奴制说。“氏族制瓦解后,后金国是一个封建国家”。这鸳渊一、户田茂喜合写的《诸申的考察》一文中的结论。对此,安部健夫持否定态度。他的代表作《八旗满洲牛录的研究》等文(收入《清代史的研究》)认为:“托克索的诸申一应是‘隶民’,其社会地位介于自由民与奴隶之间,如果主要从其经济职能考虑,‘隶民’不如‘隶农’更恰当。从这个意义说来,诸申正是隶农。”“作为农业经济已达到相当高的阶段的、尤其受到地广人稀自然条件制约的满洲,隶民制的存在最终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些学者的研究论文,如:阿南惟敬的《关于清初甲兵的身分》(《历史教育》10、11,1962年,石桥秀雄的《清初的自由民》(《日女大纪要》13,1964年)及《清初的诸申》(《史草》5,1964年)等文,基本将安部的隶民曾的划分否定了。这样安部作为立论基础的隶民制便成了空中楼阁。另外宫崎市定认为:“从满洲时代的太宗起,到顺治和康熙初年,清朝渐具封建色彩。”(《雍正硃批谕旨解题及其史料价值》载《东洋史研究》15卷4)宫崎主张从太宗时代起逐渐向封建制过渡,到康熙初封建体制业已形成。此说在日本有较大的影响。 

 

    三、关于八旗制度 

    战后,在八旗制度研究方面,阿南惟敬继安部健夫之后,成为最知名的学者。代表作是《清初军事史论考》(甲阳书房,1980年)。该书辑录了作者历年的研究成果,共收论文25篇,以研究八旗制度为主兼及太宗至康熙时的中俄关系。 

    在八旗制研究领域,作者主要依据《满文老档》和《八旗通志初集》探讨了牛录额真、固山额真、总兵官、旗色等的变动;阐述了八旗制度的本质。在此之前,作者进行了由点到面的专题研究。诸如1961年的《关于清初甲士的身分》(见前引)论述了“甲士不是特定的身分”;1966年的《满洲八旗国初牛录的研究》(《防卫大学纪要》13)否定了天聪八年满洲牛录是308的通说;同年的《汉军八旗成立的研究》(《军事史学》6)认为在崇德7年汉军八旗成立之前,汉人只有牛录的编制;1965年的《天聪九年蒙古八旗的建立》(《历史教育》13卷4)探讨了蒙古八旗成立的过程;1968年的《清初牛录额真考》(上下)《防卫大学纪要》16、17卷考察了牛录数的变化情况,等等。 

    鸳渊一的《关于清初来归者和出身地的研究》(《游牧社会探究》20,1962年),对固山、牛录和牛录额真、八旗成立经过等,提出了新见解。大谷敏夫的《清朝军制的记录》(《东洋史研究》33卷1,1974年),概述了日本有关八旗、绿营制的研究史,把军制的变化,划分为三期。细古良夫在《八旗觉罗佐领考》(《星博士退官纪念中国史论集》1978年)中认为:在牛录制中,其他牛录置于觉罗牛录的控制下;觉罗的特别称呼是在天聪九年,其身分的升格是在大清建国时;觉罗有特权实际上是在雍正二年以后;入关前女真的氏族制纽带很强等等。《八旗制度的变化》(《东洋学报》51卷1号,1968、6月)是细古良夫的另一篇较为重要的文章。该文全面地论述了八旗制度的产生、发展过程及历史作用。此外石桥崇雄的《清初八旗的形成过程以天命期为中心》(《中国近代史研究》1,1981年)一文,论述了天命八年前后八旗制的性质变化。 

 

    四、关于政治、经济和其他方面的研究 

    河内良弘的《建州女真的迁移问题》(《东洋史研究》19卷2,1960年)一文认为,建州女真的迁移在多数场合与农业有关,“农业在建州女真人的生活中已占重要地位,明末的女真社会至少是半狩猎半农耕的社会”。这一结论,是女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大进展。江岛寿雄从1954年起,以马市为课题相继发表了11篇论文。详细探讨了辽东马市的起源,官市与私市的关系,开原南关马市的形成、马市向商品互市的发展过程及其规模等。从侧面反映了女真人的经济、政治情况。田中宏己的《清朝的兴隆和满洲的矿业》(《史苑》34,1973年)从天命期满洲的矿业入手,考察了汉人工匠在八旗管理下,铸造红夷大砲的过程,反映了这一时期手工业的生产情况。 

    石桥秀雄的《关于清太祖土地政策的考察》(《日本女大纪要》2,1966年)一文,较全面地考察了努尔哈赤时期的土地政策的演变过程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政治经济变化。此外,石桥的《清初的自由民》(见前引)、《清初的诸申——以天命期为中心》(《史草》5,1964年)、《清初的阿哈——以天命为中心》(《史苑》28,1968年3月)以及《关于清太祖进入辽东的考察》(《和田古稀论丛》1961年)等,分别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清前期的政治、经济问题。松村润《阿敏贝勒的生涯》(《日大人文研究纪要》25,1980年)一文,认为阿敏在政治上失败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其势力的发展与皇权的确立相抵牾。其次,在对待汉文化的态度上,皇太极与阿敏也有差异。 

    在政法制度方面,鸳渊一的《清太祖时代刑政考》(《羽田颂寿论丛》1950年)、《清太宗时代刑政考》(《人文研究》1951年)和《关于清初内部纷争的研究——以太宗为中心》(《东西学研究论丛》27,1958年)等文,分别探讨了太祖、太宗时期的政治、法律制度及其内部斗争。文章使用史料慎重周到,富有说服力。 

    北村敬直的《清初的政治和社会——入关前八旗和汉人问题》(《东洋史研究》10卷4,1949年);水原重光的《太宗皇太极的民族政策》(《东洋史学论集》1,1953年);和田清的《清太祖的顾问龚正陆》(《东洋学报》35卷1,1952年)等文,分别研究了太祖、太宗对待汉人的政策以及其历史作用问题。另外,中山八郎的《论清的国号》(《中国史研究》3,1963年);神田信夫的《关于满文老档中所见到的毛文龙的书简》(《朝鲜学报》37卷,1965年)等文,丰富了政治史研究的内容。前者批判了市村瓒次郎、稻叶君山的旧说,考察了改国号的缘由;后者探讨了毛文龙及其部下给皇太极12封书信的内容以及和议交涉的经过。 

    此外,关于女真各部地域的研究,也有显著的进展。其中,田中克己的《关于明末的野人女真》(《东洋学报》42卷2,1960年),弥补了战前关于野人女真研究不足。他认定,瓦尔喀部的地域“西起图们江源,东达日本海岸,南越图们江至朝鲜咸境北道境内各处,北至牡丹江流域直到宁古塔。”虎尔哈部的位置,“大体上在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三江汇合处的东瑞”;阿南惟敬的《关于清初的东海虎尔哈部》(《防卫大学纪要》7,1962年)一文,认定虎尔哈部的地域,从兴凯湖、三姓起,直到黑龙江下游流域。河内良弘的《关于明末野人女真阿速江卫》(《内田论集》1977年),认为阿速江卫是永乐4年2月设立的,并断言作为氏族组织的四姓兀狄哈,实际上并不存在,只是在战争狩猎之际,四个氏族才有共同的目标。同氏的《温河卫考》(《朝鲜学报》37卷8,1965年),批判了三田村泰助的李朝史料中的温河卫就是明史上的温河卫的旧说。他认为温河卫原是庆兴的骨干兀狄哈,其名称由喜乐温河卫而来。 

    园田一龟的《建州左卫的位置和灭亡时间》(《东洋学报》39卷,1957年)一文,认为左卫灭亡于傍系人物努尔哈赤之手,时间为“清太祖起兵的翌年,即万历12年秋”。左卫最初的位置为恒仁古北城子西北60华里的愁曹会,当李满住移住兴京西南时,童仓移住桓仁西北俗名为缺石岭山城,亦称愁许山城。童仓的子孙相继住此,直到左卫的灭亡。园田还在《关于建州三卫的位置》(《史学杂志》60编4,1951年)一文中,进一步探讨了建州三卫的居住地及其变迁,并按年代顺序作了详细说明。今西春秋以《宁古塔考》(《羽田颂寿论丛》1950年)和《满洲五部的位置》(《史泉》4至5期,1956年、1957年)为题,考察了建州女真的历史和各部的位置,文章旁征博引,分析细致,是对他多年研究成果的系统总结。 

                                   (资料来源:《清史研究》198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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