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别种”透析渤海之族属及归属(4)

　　三

　　既然《旧唐书》的“别种”解读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那我们只好把视眼转向国外，看看古代的日本、新罗是怎么样认识这个问题的。由于受到史料的局限，我们只好结合当时的文化背景，对日本所见的渤日交往的国书，以及新罗上唐朝皇帝的表文加以分析。

　　１、“公元8世纪前后，东亚诸国家日本、新罗、渤海、越南等国家大规模移植与受容唐文化，将东亚诸国与中国在文字（汉字）、思想意识（儒教、佛教）、社会组织（律令制度）、物质文明（科学技术）上连在一起，形成一个地理上以中国为中心，文化上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32） “渤海和日本的外交就是在东亚文化圈中以大唐王朝为中心的册封体系下的外交，是采取朝贡礼仪形式、国家礼仪形式的外交。这种外交以儒家思想为基础，以尊君为核心，严格区分华夷、上下、主从关系，它是中华思想支配下的封建外交体体制。朝贡是这种外交的礼仪形式，采取朝贡的形式，建立起中华这个中心和周边少数民族和国家的关系，并成为华夷共守的制度，朝贡成了外交的媒体，也是一种手段。通过朝贡，能提高皇帝或天皇、国王的权威尊严，提高国家的地位，怀柔远夷，因此各国对朝贡者都予以热烈隆重的接待、丰厚的赏赐，。被朝贡者看重的是政治和道德的价值。朝贡者追求的是政治和经济的目的，在政治上得到认可、恩宠和保护，使自己的统治披上合理合法的外衣；经济上展开贸易，得到经济实惠。这种思想和体制，深刻影响和制约着东亚各国。日本在这种思想和体制支配下，追求大唐，以东夷小中华自居，而渤海也以小中华标榜自己，两国的外交就是在这种思想、体制影响下展开的。”（33）　明白了这一层文化背景我们对多年两国在交往中伴随的“高丽之争” “年限之争”就好分析了，以下就是援引的史料及我的分析。 

　　公元727年第一次渤海是携大武艺致日本国书使日。国书全文如下：

　　“武艺启……武艺忝当列国，监总诸蕃，复高丽之旧居，有扶余之遗俗……亲仁结援，庶协前经，同时聘邻，始乎今日。……主理有限，披瞻未期。时嗣音徽，永敦邻好”（34）

　　从上面国书中我们可以看出大武艺向日本天皇陈述自己统治区与之广大，同时也充满了睦邻友好的愿望，其并为透漏自己是高句丽之继承国。然而圣武天皇致渤海国王各国书中则充满了以大压小的上国尊严：“恢复旧壤，聿修曩好，朕以嘉之。宜配义怀仁，监督有境，沧波虽隔，不断往来。”（35）国书中很显然日本天皇以为渤海是昔日高句丽的继承者，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日本对渤海的认识存在局限， 根据其言“恢复句丽旧壤”而进一步误导，再者前期渤海赴日使臣其首领大部分为原高句丽王室成员或朝中重要大臣。（详见程妮娜《渤海日本交娉中的高句丽问题》）这就更加深了其认识的偏见。其二、出于政治目的的故意混淆根据前边转引的张岱年和西岛定生对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以及在这种体制下的外交模式可确知，此不赘述。再看光仁天皇给大钦茂的国书：

　　“天皇敬文高句丽国王……昔高句丽全盛时，昔王高武，祖宗弈世，介居瀛表，亲如兄弟，义若君臣”。（36）

　　在日本看来，渤海应循高句丽旧例，与日本“义若君臣”，“朝贡相续”但是大钦茂却不执藩国之礼，足见其并未承认自己就是高句丽之继承国，此时的高句丽可能是日本强加给渤海的。在以后的相互交往中二者还是陆续有“高丽之争”、“年限之争”，可惜渤海并未留下一部信史，不能详细地说明其中原因。关于首次访问日本的使节《续日本纪》是这样记述的：“渤海郡者旧高句丽也，淡海（天智天皇）朝廷七年（公元６６８年）唐将李徐绩伐灭高丽。其后朝贡绝矣。”　此条史料最易引起争议，其中很明显反映了一个信息，即“渤海是高句丽的继承国”也是后来与证明这是个事实的人常常援引的，但我认为“渤海郡”和后来的“渤海国”应是两个概念，是不是在高句丽之下有一个“渤海郡”？俟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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