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抚顺县公署与日警署的交涉(2)
听到此时,有人会问: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局面?我想,可能与两次直奉大战、张作霖联省自治整军经武,郭松龄反奉、张作霖入主北京、张作霖命丧皇姑屯、东北易帜、中东路战争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皆有关联。因为在这些事件中,日军一直在揣度着形势,盘算着代价,筹划着诡计,实施着行动,其中一定包括经常在地方制造麻烦,试探张氏父子应对的底线,结果是如愿以偿,这就助长了日方军警的骄纵狂妄、无所顾忌。与日方交涉的结果呢?答案是“没有结果!”在很多交涉案件中,日本军警的狡诈无赖与野蛮强势让人不耻,明明是他们的过失,却故意颠倒黑白;明明今天还赔礼道歉,明天就栽赃陷害;明明今天双方官长还欢言友善,共叙和睦,明天就有中国百姓被逼致死,含恨九泉。李鸿章曾对日本政府表示不满:“去年才换和约,今年就起兵来,如此反复无常,当初何必立约?”“口说和好之话,不做和好之事!”“大丈夫做事,总应光明正大。”中国性本善基础上的人治思维,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与日本军国主义是方枘圆凿、格格不入。因此,与日本军警论理说道,怎么会讲得通呢?讲不通,郭进修忍气吞声是应对之策,黄世芳冲冠一怒也不失斗争之法,也许还有第三第四种......方式,但总是和形势、对象、实力、机会有关,而实力乃是决定因素,实力弱,就会受轻视,受欺负,受折磨,受损失!交涉,绝对是一种实力的较量。在强弱分明的情况下,交涉的结果从来都是强大的一方满意,弱小的一方失意,这种交涉法则与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好像没什么区别。
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1910年署理抚顺县的赵宇航,当年还传达过奉天交涉司下发的文件——“内地日人开设商店一律查禁”,可到了1912年,千金寨旧市街已有50余家日本商店、当铺、理发所和料理屋。奉天交涉司派驻抚顺的交涉委员德林布,是东三省获官费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第一人,关东都督府都督大岛、福岛莅临抚顺时,德林布是知县程廷恒的译员,奉命与日警署沟通联络,欢迎会上充满对日本的赞誉。民国时期,抚顺赴日本留学生有30多人,政治、军事、法律、工业、农业、商业、医学各科皆有,他们还组织过留日抚籍生同乡会。由此可见,在那个时代,强国日本已成为很多抚顺人效法的国度、仰视的国度。但是,面对愈演愈烈的严重交涉与肆意侵犯,日本又变成一个令国人厌恶的国度、仇视的国度。
交涉档案中,一篇八旬老妪给县政府的呈文,一定会让读者动容——“氏年逾八旬,衰朽不堪,膝下一子,家徒四壁。近年两孙长成,佣工炭坑,得以苟延性命,差免饥寒。不幸十五年间,长孙德仁散工时被火车轧死,氏子文亮思子情切,忧伤致疾,竟于十七年春抛弃氏暨其妻子而长逝矣。自斯之后,氏暨子媳张刘氏、幼孙德礼等糊口之需,惟赖次孙德义一人而已。今竟天降鞠凶,因为公服务,横被枪杀耳。父子三人咸罹惨祸,三世孤孀生活路绝,天下惨酷,人间恨事,宁有甚于此乎?此景此情,铁石者为之痛心,旁观者亦为眦裂。氏风烛残年,死而无憾。独悲寡妇张刘氏,既伤所夫,又失两子,茕茕孑立,何以为生?痛定思痛,岂能久于人世乎?此后幼孙德礼零丁一身,依托何人与?思及此,不禁为之悲从中来,哭不成声矣。”
合上档案,我在想:如果把崛起与强大当作骄傲的资本,符合人性、国格,可以理解;如果把崛起与强大当作扩张并凌虐的理由,就完全是一种兽性,当予反对!在一卷卷中日交涉档案的字里行间,总会时不时地跳跃出若干个问号:那些日本侵略者,他们是怎样记录自己的档案?今天日本国民怎样理解档案里的事实?中日学者会从档案史料中得出类同的结论吗?
历史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遐思与感慨,也留下了可贵的反思与总结。今天以及未来,无论我们面对世界如何波云诡谲,如何动荡不安,心中美好的期盼将会始终不变:中国要加速发展,从大国走向强国。那时,中国在任何交涉中都会把握主动,在任何竞争中都会取得优势,在任何博弈中都会稳操胜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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