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末辽东总兵李成梁（下）

论明末辽东总兵李成梁（下）

孙文良

(作者系辽宁大学历史系教授)

　　随着李成梁战功的增多，他不断升官加爵。在张居正执政时这一切也都显得很正常。那时推行官吏“考成法”，谁也不能例外。有人说张居正“以法绳边吏，无所纵舍，独奖拔成梁逾于诸帅”。其实对他并没有超越常轨。万历七年李成梁受封宁远伯，提出为他加封的票拟正出自张居正之手。这位首辅说。“李成梁屡立战功，忠勇大节为一时诸将之冠，加以显秩良不为过。况系流爵非世袭者。因以鼓将士敌忾之气，作人臣任事之忠，亦振兴边事之一机也。”

　　在此之后不久，土蛮等进犯辽东，以四万精骑自前屯锦川营深入，李成梁根据张居正的部署命令诸将坚壁清野，自督参将杨粟等率先阻止，戚继光也遵照张居正指示前来增援，迫使敌骑退走。随之又取得了红土崖城之战的胜利。这表明，张居正对李成梁坚持了论功行赏的方针，而且不管他功劳多大，爵位多高，仍能控制他。所以《明史钞略》的作者庄廷鑨评论说：

　　“（李成梁的战功）有可信者，有不可信者。万历十载以前此其可信者也。十载以后，此其不可信者也。何也？十载以前，新郑（高拱）、江陵（张居正）相继当国，其人皆明习边事，综核名实，有功必赏，有罪必罚，能鼓文武大帅而用之，成梁固不敢不效命，且又精力方壮，技勇初集，一再试其锋于就衰之寇，斩获中卒固其常尔。此其可信者也。”

　　国家失去控制，个人权势必然膨胀。张居正于万历十年逝世，代之而为首辅的是张四维、申时行、许国。执政时间最长的是申时行，他到万历十九年先于李成梁几个月致仕。他们都不再坚持张居正的改革，所谓“务为宽大”，尤其是申时行，  “欲收人心，罢居正时所行考成法”。李成梁不但没有因张居正的重用而受任何影响，反而得到这几位的支持。因此张居正以后的明朝政治江河日下，对李成梁来说也是他个人走向原来方向反面的开始。《明史·李成梁传》有如下的记载：

　　“已而位望益隆，子弟尽列崇阶，仆隶无不荣显。贵极而骄，奢侈无度。军赀，马价、盐课、市赏，岁乾没不赀，全辽商民之利尽笼入己。以是灌输权门，结纳朝士，中外要人无不饱其重赇，为之左右。每一奏捷，内自阁部，外自督抚而下，大者进官荫子，小亦增俸赉金。恩施优渥，震耀当世，而其战功率在塞外，易为缘饰。若敌入内地，则以坚壁清野为词，拥兵观望甚或掩败为功，杀良民冒级。阁部共为蒙蔽，督抚、监司稍忤意，辄排去之，不得举其法。”

　　从此可以了解李成梁个人权势膨胀的基本事实和他一系列问题的内在联系。很有价值，不可忽视。从其揭露的事实来看，首先是李成梁本人位望益隆。的确，原来四十岁的人穷得连赴京袭职的钱都没有，十几年以后居然变成满朝文武都为之倾倒的大人物了。李成梁位望最高时，加官太傅、太保兼太子太保，封奉天翊卫宣力武臣宁远伯，官名总称钦差征虏前将军提督军务镇守辽东等处地方兼备倭总兵官，食禄一千六百石，左府带衔支俸，御赐大红蟒衣、飞鱼斗牛衣十八次，荫世袭锦衣卫同知、改荫升荫十六次、诰券一轴、加衔诰命一次、钦赐御札一道、第宅一区。

　　万历八年( 1580)，明朝曾给他在广宁（今辽宁北镇县城）总兵府所在的大街上修建了巍峨的石牌坊，上刻“镇守辽东总兵官太保兼太子太保宁远伯李成梁”二十个大字。迄今仍矗立在原处，不难看出当年的威风。那时邻国朝鲜都说。“辽广之人，知有李大爷而不知有他人”。

　　因李成梁的关系，他的子弟与仆隶们也一个个得到了高官厚禄和荣华富贵。李成梁的长子如松，以父荫为都指挥同知，充宁远伯勋卫，历官神机营右副将，三十四岁出为山西总兵官，提督陕西总兵官、御倭总兵官及辽东总兵官。次子如柏，初由父荫为锦衣千户，再以荫为指挥佥事．从父出塞有功，历游击、参将、副总兵、总兵。三子如桢，由父荫为指挥使，屡加至右都督，并在锦衣卫四十年，虽从未历行阵，万历末年也当上了辽东总兵官。四子如梓，也由父荫历都指挥佥事，从兄如松征宁夏有功，累进都督佥事，历广西、延绥总兵官。五子如梅，也由父荫历都指挥佥事，屡迁辽东副总兵，又充御倭副总兵、总兵。李成梁五个儿子都当到了总兵官。其弟成材，官参将，成×（木+买），官清河副总兵。成材子如楠，官开原参将；如桂，官沈阳游击、参将。成×（木+买）子如梧，官清河游击、参将。远房的侄儿如梓，也得为参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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