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广庆:元帅林修建始末
选址
1928年6月4日,沈阳三洞桥一声巨响,张作霖寿终。在“密不发葬”的日子里,帅府派出官员和风水先生,到各地选择墓地。经过反复比较,最终预选了铁背山下一块台地。不久,张学良偕夫人于凤至亲自到实地考察。随同人员有张作相和汤玉鳞,还有东三省官银号总办彭香亭以及一批风水先生。他们由沈阳乘火车到铁背山站下车,然后在当地雇了三辆马车来到预选墓地。
旧社会选择墓地讲求风水。据说,墓地的地貌、地质和墓室的朝向决定着死者灵魂的吉凶祸福。这块墓地在高丽营子村南的平岗上。放眼看去,这平岗宛如一条苍龙,伸入水中。那奔腾的浑河对岸就是铁背山,它犹如一扇巨大的绿色屏障,巍然屹立。岗如龙,水如龙,山如龙,这分明是一块宝地。林园的位址很快就被确定下来。
筹建
帅府成立“大元帅林园工程处”,全权负责林园建设事宜。由东三省官银号总办彭香亭任总办。帅府官员石缉五、郑发顺、王运丰等具体参与筹备。1628年秋开始勘测、设计。1929年5月正式动工。
工程所需费用,以帅府自筹为主,各省酌力分摊的办法解决。议定大帅府出资500万(奉大洋,以下同)、辽宁省400万、吉林省200万、黑龙江省200万、热河省100万。合计1400万。
筹建开始,首先在林园附近各村招募民工1200人。就地建砖场、石场和木材场。与此同时在平岗北侧修临时火车站,铺设铁轨,与沈吉线铁路相接。
工程
元帅林的建筑,采取传统式的中轴线延伸的规划方案。全部建筑由殿堂、园城和墓室三部分组成。由南向北垂直展开,组成统一建筑格局。林园总控制面积125400平方米。控制范围是北起沈吉铁路,南至苏子河,东为龙头山,西至二道沟墙。从浑河起,由南向北,先是前门,设门洞3个,单檐歇山式,绿琉璃瓦顶。进前门往北行100米,入中门。中门内正中有殿堂五间,东西两侧各有配房五间。四周青砖围墙。殿堂饰金绘彩,阳光下缤纷闪烁。殿堂内有灵牌、供桌。这是祭祀场所,是整个林园建筑的主体之一。配房为护园人员起居室和仓库,建筑比较简单。现在,上述这些建筑物已全部被大伙房水库淹没,不复存在。
出殿堂北行,便是青石台阶,共120级。台阶两侧屹立着高30米的锥形华表,和石雕狮子一对。石阶顶端平台上,有四尊文臣、武将石像,刻工精细,形态逼真。再北行便是园城正门。门前是汉白玉的石牌坊。园城内是半球形的墓室。墓室内,顶部彩绘星辰日月。墓室四周筑有圆形平台,台面以各色小石子镶成的鹿、鹤、狮等图案。
石刻
在修建园林时,从北京五里坨隆恩寺以及圆明园等地运来明清石刻。石刻造型生动,形神俱备。比如石狮,毛发旋卷,披垂颈上,突目炯炯,阔口半开,利齿锋锐,胸肌健壮,高高突起,四肢蹲立,刚劲有力。石驼、石羊皆作跪伏状,造型悠然。石虎呈蹲立伏,前腿直立,后腿弯曲,长耳卷毛,昂首竖耳,圆目虎视,体态浑园。可见构思的奇特,刻工的精巧。它展现出劳动人民的高超技艺。这些石刻在墓室周围对称陈列,共64件。还有一批立在东门外,以备观展。
暂安
元帅林富丽堂皇的墓室内,至今仍然是空旷的。这是由特殊的历史原因造成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侵略者很快就吞并了东北三省。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军撤至关内。此时“大元帅园林”的主体工程建筑已基本完工。张作霖的棺柩仍暂厝在沈阳的竹林寺内。在这国破家亡的时刻,张作霖的棺柩如何安葬,成为张氏家族一大悬案。张学良在北京召开家庭会议进行研究。参加会议的有二弟张学铭、三弟张学增、六弟张学思、堂弟张学成等人。家庭会议决定,灵柩暂安黑山驿马坊,待驱逐日寇后,再迁元帅林安葬。
会后,张学增返回沈阳,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进行交涉。日本方面迫于当时的形势,同意了这个安排。张作霖的尸骨在匆忙间草葬在驿马坊至今。
园名
近年来,有些人把元帅林称作“元帅陵”。这一称谓越来越普遍,并且已经写进一些辞书。这种称谓是不附和历史实际的。至少有两点事实可以作证。一是启建元帅林时曾组建“大元帅林工程处”。工程名称用“林”不用“陵”。其二修建当时用的琉璃瓦上,嵌刻着“大元帅林琉璃瓦”字样,这里也用“林”不用“陵”。
在封建社会里,只有天子墓才称“陵”。《水经注》里说:“秦名天子冢曰山,汉曰陵”。“陵”的使用是从汉代开始的,而且又由皇帝专用。这个习俗一直延用至清代不改。皇帝墓地称“陵园”,墓冢称“宝城”、“宝鼎”,祭祀场称“享殿”、“陵庙”。张作霖虽然曾任“安国军大元帅”,但张学良对其父亲,并没有按皇帝对待。比如,墓地称“林”,而不称“陵”,祭祀场称作“殿堂”,而不称“享殿”、“陵庙”,墓冢称“园城”而不称“宝城”。这是张学良将军深有用意的。
赵广庆先生
赵广庆(1935-2022),辽宁省阜新县人,蒙古族。曾任抚顺市委宣传部副处长、处长,抚顺市文化局党委书记、局长,抚顺市建委编辑室主任,《抚顺年鉴》编辑部主任、抚顺市地方史研究会副理事长。
赵广庆先生是抚顺市宣传文化系统有成就的领导人之一,常期以来,他在从事我市宣传文化工作领导工作的同时,致力于抚顺史、清前史、辽东史、东北民族史研究,是知名的地方史研究专家。他先后撰写出版《抚顺通史》《抚顺史略》《抚顺城市建设史》《抚顺史研究》《抚顺百科大事典》《赫图阿拉》等8部专著。编辑出版《当代抚顺》《抚顺年鉴》等11部资料。在抚顺地方史研究领域做出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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