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初期建州女真的社会形态(3)

　　十五世纪中叶的建州女真正处于这种状态。关于建州女真的村落密集情况，《李朝实录》记载颇多。密集的村落，排除了“彼此由广大边境地带隔离开来”[(9)]的状态。建州女真社会氏族制度的三级组织，更处于悄悄地但又是激烈的变革之中，一方面保存着氏族制度的外壳，另一方面，血缘关系的姓和族的联系在瓦解、消失着。建州女真的这一变革过程，也正是由“野蛮”进入“文明”的过程。

　　“生产关系的总合起来就构成为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为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10)]。在已经产生阶级对立的社会里，生产关系中起着决定性质作用的是阶级关系，即不同阶级的成员，在生产过程中发生什么样的联系，对立着的具体特点是什么。这种特殊性规定着其社会的特殊性。

　　明代初期，在建州女真的社会里，存在着大量的掳掠来的汉人奴隶和朝鲜人奴隶。《李朝实录》中记载：斡木河，婆猪江等外地面散住野人等类，与叛人杨木答兀结为群党，掳掠辽东开元等处军民男妇及本国边民为奴使唤，前头被掠人口等，不胜艰苦[(11)]。建州女真掳掠汉人(或称唐人)和朝鲜人为奴隶的情况，是十分惊人的。据《李朝实录》记载，自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十年间，汉人奴隶自建州女真逃来朝鲜，被朝鲜政府送还辽东都司的有“五百六十六名”[(12)]。至景泰三年(1452年)20年间“在先人口陆续逃来转解辽东共该八百三十四名，又于近年辽东等处被掠人口，或逃来小国边邑，或野人带来遂为边将收夺，节次解送共计一百六十九名”[(13)]一千零三人。此外，明朝政府派遣官员直接从建州左卫讨还被掳为奴的汉人为566人[(14)]，总计1500多人。此后，这种从建州女真逃来朝鲜的汉人奴隶，在《李朝实录》上，一直不绝于书。

　　建州女真当时的人口，估计约为一万五、六千人[(15)]，逃亡的汉人奴隶和建州女真人口的比例是1∶10，而得以逃脱的只能是少数，绝大部分仍处于被奴役地位。由此可知，建州女真社会中，仅掳来的奴隶，就占有很大的数量。

　　建州女真社会的另一个重要奴隶来源，是买卖奴隶[(16)]。猛哥帖木儿曾对朝鲜官员说：“管下人将牛马衣服买得人物，逋入庆源、镜城之境，则以杨木答兀管下人例论，专不送还，管下人痛心欲掳掠庆源龙城人物，以偿所亡”[(17)]。凡察曾多次向朝鲜政府提出“抗议”，抗议将其逃跑的买来的汉人奴隶解送辽东，杨言“将掠庆源、城镜、甲山、闾延之人为奴使唤”[(18)]。对待这件事朝鲜政府十分为难，曾准备“实属凡察所买者，勿受，送还”[(19)]。凡是女真奴主持有买卖文书(“文券”)为证据的”[(20)]，都还给女真奴主，可是怕明朝政府谴责。如果照例解送辽东，又怕引起边衅。如果给以偿价，收买下来再送辽东，还怕“野人若见我买被掳汉人，谋利之徒，争来买(卖)之……援例求偿”，“必将所掳，不论老幼，事必卖之，则边将难支矣”[(21)]，朝鲜政府受不了。

　　建州女真社会不仅有汉人奴隶和朝鲜人奴隶，其本族人也有沦为奴隶的。正统七年(1442年)朝鲜政府给明朝政府的报告说：“凡遇中国军民，自辽东逃来人，不拣汉人、女真人……随到随解”[(22)]。《李朝实录》上从来是记载逃来的奴隶的族别的、如汉人、唐人、本国民、本国边民。

　　建州女真社会大量奴隶，是用于农业生产。“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23)]。建州女真社会也是如此，从事农业生产的奴隶之有无，关系到女真奴隶主的生存。《李朝实录》记载：凡察与土官金得渊说道：我的使唤人口，虽系上国人民，既已作妾为奴，如今农忙月被夺转解，深以为闷[(24)]。江界满浦口子相对：彼土皇城(今集安县附近)住兀良哈张三甫，与镇抚安有谦说：我等奴婢，汝节制使节送京师，使我等不得存接。故……乘隙渡江，剽掠江边农民，可以偿吾所亡[(25)]……”唐女三之，莫只，被掳野人，转卖于柳尚冬哈，逃来锺城。尚冬哈来言曰：我以牛马购奴婢，若不及还，亲操耒耜必矣。乞还之[(26)]。

　　不仅建州女真使用奴隶耕作，海西女真也是如此。《明实录》有所记载：锦州卫指挥佥事吴良奏：臣奉命使海西，此女真野人家多中国人，驱使耕作，询之有为掳去者，有避差操罪犯逃窜者，久陷胡地，无不怀乡[(27)]。

　　从上面史料可知，所谓“使唤人口”“奴婢”等，不可误认为不事耕耘，仅供家内使用的家用奴隶。恰恰相反，主要是“驱使耕作”，“操耒耜”的农业生产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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