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初期建州女真的社会形态(6)

　　建州女真社会的狩猎经济，尽管其生产工具已经不是kǔ@②弓石@③，而是角弓铁镞、钢枪钢刀，甚至和汉人、朝鲜人的先进的封建文化的生产工具一样，而且手工业有了高度发展，成为各村落里个别家户的专业，如和松古老“同里而居者六家，而有炉匠弓人焉”[(57)]。但是，这种炉匠弓人，是为狩猎和战争服务，制造弓箭刀枪。建州女真社会狩猎经济的单一性，其内部交换即商品经济始终发展不起来，整个社会长期的保持部族的集体狩猎经济的生产组织或武装组织。

　　各家各户的“丁”即劳动力，都被组织到这一生产组织中来。生产工具和武器都属于私人的，狩猎的收获，战争的缴获，都通过分配，转为家庭的财富。如杨木答兀虏来的人口“为猛哥帖木儿、弟凡察、于沙哈、子权豆等分执为奴使唤”[(58)]。这种狩猎经济的生产组织，是不容易贫富分化的。可是，建州女真的部族显贵已经形成了，一个稳固的集团。如猛哥帖木儿、李满住都是世袭的酋长，部族内强和弱、贫和富的差别，已经很明显。李满住说：“予之奴婢十口曾逃入江界”[(59)]，逃跑的奴隶就有十人，被朝鲜政府礼宾寺收容使唤，可见其奴隶之多。

　　明初，女真的朝贡和互市，更促进建州女真社会的阶级分化。自永乐元年(1403年)女真贡马以来，明对朝贡和互市来的女真酋长，给予优厚的抚赏和回赐，抚赏是政治性的，是对朝贡人的赏赐，回赐是给所贡献品的价值。此外还有街市交易。女真酋长是十分愿意来北京的，自洪熙元年(1425年)十二月到宣德元年一月一日间，《明实录》记载女真朝贡24次，其中9次记有人数为1480人，可见人数之多。明正统元年(1436年)开始改变无限制的自由来京情况，正统四年(1439年)规定一年一贡及三年一贡，人数也有规定，但当年来京进贡的女真人仍不少。酋长得到抚赏和回赐，使之远比一般成员富裕的多起来，贫富差别、阶级分化更为迅速的发展。朝鲜政府方面对属其管下的女真各村落的人户也分等区别对待。各村落酋长都定为一等，“虽非酋长，部落族类强盛亦以一等施行，其余个人以强弱分为二、三、四等”[(60)]。朝鲜政府以强弱分等，根据“族类强盛”和“麾下名数”多寡，并不按父祖之血统，同一家庭之父子、兄弟之间地位也很悬殊。剩余劳动产品和贫富差别的出现，就是建州女真社会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化的条件。

　　在这种社会情况下，狩猎经济和战争掠夺，自然是相通的。“邻人的财富刺激了各民族的贪欲，在这些民族里，获取财富已成为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61)]古代部落对部落的战争变为在陆上和海上为攫夺家畜奴隶和财富而不断进行的抢劫，变为一种正常的营生[(62)]。建州女真正是如此。《李朝实录》记载：彼贼等退计四、五十年间，自永安道移来，居住两卫间，别成一落，八十余户，自号歧州卫，一年十一名一朝中国而已。不事农业，以作贼为事，所虏人马，转卖深处，以生为利”[(63)]。这个歧州卫居住建州卫和建州左卫之间，是建州女真的一个村落，一年一度有11人到北京朝贡，显然属于中国明朝政府管辖。这个部落正是“攫夺家畜、奴隶和财富而不断进行的抢劫”的部落。其实，不仅歧州卫，建州卫、建州左卫莫不如此，《李朝实录》上记载这种虏掠、抢劫是不绝于书的。

　　问题在于不是“部落对部落的战争”，而是对具有先进的封建文化的明朝或朝鲜政府的人民、财富的抢劫。建州女真隶属明朝政府管辖，是中国明朝的少数民族，可是建州女真又不断地抢掠明朝人民和朝鲜人民为奴隶来发展农业。所以就出现了“奴婢耕作，以输其主，军卒但砺刀剑，无事于农亩者”[(64)]的状态。建州女真本来已产生了农耕，猛哥帖木儿早在第一次居住在图们江下游时已经“耕农”[(65)]。吸收了汉族和朝鲜族的先进农业技术，更促进了建州女真虏掠汉人和朝鲜人为奴隶来发展农业，农业成为决定性的生产部门，同时，奴隶制度也迅速地发展起来。毕恭在《辽东志》卷七中引《东戍见闻记》：“建州、毛怜，乐住种”，“诸夷(包括建州女真)皆善驰猎，建州女真多喜治生”的记载是正确的。《李朝实录》记载所见到的建州卫所居的婆猪江“两岸大野，率皆耕垦，农人与牛，布散于野”或“兀剌山南麓婆猪江之东音闲之平，见人家二户，有男妇十六，或耕更耘，放养牛马”，正是这种家内奴隶，当然也包括女真人主子在内的生产情况。因为女真人是小家庭，二老加上未婚子女，是不会有很多人的。二户十六人，一定包括奴隶在内。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