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如何形成一个民族共同体(上)(2)

　　对已经具有极久远的历史书写传统的明人来说，包括建州、海西等部在内的这个部落群体，无疑属于金元女真人的后裔。基于它本身对其“东北面”界内外诸部落历史记录的连续性以及来自中国的讯息，李氏朝鲜也一向把建州三卫等当作“女真之种”来认识。而明代东蒙古则仍按元时旧例称其东邻为“主儿扯惕”（jürched）；它应即金代女真人的自我称谓“朱里真”（jurchen）的蒙古语复数形式。东蒙古贵族写给皇太极的信，就把对方叫作jürüchid（jürchid）[5]。成书于1660年代的《蒙古源流》，一方面以今律古，指金代女真为“满洲”；另一方面，它又在无意中保留了蒙古人对努尔哈赤所部和叶赫部的旧称：“水[滨]的三[万]主儿扯惕”（usun-ughurban　jürchid）和“叶赫白主儿扯惕”（yekege　chaghan　jürchid）[6]。在他们看来，主儿扯惕和满洲差不多是两个可以互相置换的名称。

　　这样的看法当然不是没有道理的。如果明代的扈伦四部真是来自于呼伦河流域，而建州女真的确出自元代的斡朵怜、胡里改等万户，那么他们中间也就很有可能包含有金代留镇当地的猛安谋克女真的后人[7]。自从葛鲁伯刊布《华夷译语?女真译语》的最佳文本以来，学者们公认，这份资料已足以“证实下述推想，即女真语与满语之间的关系很接近”[8]。不仅如此，对和满语书面语属于不同方言系统的阿勒楚喀语和巴拉语的研究，还提供了书面满语中所没有的那些反映满语和女真语之间具有很近的亲缘关系的证据[9]。从《女真译语》所收“来文”看，至少到1520年代，明政府和辽东女真诸部之间还多以女真小字书写的文书相互联系。

　　但是，反映在三方“外部”文献中的金元女真与明女真语诸部之间的历史连续性，也很容易导致两种历史误解。一是简单地把明代女真视为金猛安谋克女真的后身，从而完全忽略了下述事实，即构成明代女真的主要成份，实际上应是猛安谋克女真时代那些边缘部落（如兀的改人）的后裔；至于猛安谋克女真的主体本身，则已在元中后叶融合于华北和辽河流域的汉人中间而消失于历史舞台了[10]。由此又产生的第二种误解更与本文主题直接相关，那就是它不言而喻地认为，明代女真社会中一定普遍地保留着对金女真的集体记忆，并且以之进行自我历史定位。由于满文创制和满语文献的书写时代比较晚，对满洲先世史的研究，必须主要依赖时间上更靠前的明朝和李朝的历史记录来进行，上述误解也因此被进一步强化了。

　　如果“女真”或“主儿扯惕”只是来自外部世界的他称，那么这个人们群体又是如何称呼它自己的呢？他们自然以各自专有的部名来区分彼此。与此同时，在超越各自部落认同的层面上，他们也拥有一个用来指称更广泛、但是也更松散的人们共同体的共名。天聪九年（1635）十月十三日皇太极发布的那道著名诏谕说：“我国之名原有满洲、哈达、乌拉、叶赫、辉发等，每有无知之人称之为诸申。诸申之谓者，乃席北超墨尔根族人也，与我何干？嗣后凡人皆须称我国原满洲之名，倘仍有以诸申为称者必罪之。”[11]尽管皇太极断言诸申之称出于“无知之人”，但是这道诏令本身就证明，诸申在当时被用作诸部共同的自我称谓，本来是一项确凿无疑的史实。

　　早期满文史料中的“诸申”（jushen）有两种词意。虽然学者们对该词如何演化出“所属部众”、“满洲奴才”等派生词义的具体见解不尽相同，但几乎所有的人都同意，它本来是用以指称区别于汉人和蒙古人的辽东女真语各部的总名[12]。《女真译语》的葛鲁伯刊本中就有这个字汇，汉字音译写作“朱先”，译言“女直”[13]。早期满文史料虽屡经削改，但其中仍保留着不少以诸申为诸部共名的用例。俄文史料把16、17世纪黑龙江中游的诸部泛称为jucher，是即juchen/jushen一语的北通古斯语复数形式。其被清政权强制南迁的部份，以瑚尔喀部著称后世[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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