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如何形成一个民族共同体(上)(3)

　　只须与外部世界稍有接触，这些自称诸申的人们就很容易获悉，自己被邻人叫作女真或jürchid。但是蕴含在上述他称之中的对金元女真的历史记忆，却不是诸申社会内部的知识体系所自然具有的。前面已提到，明代女真语部落中的大部分人，来源于一向被金猛安谋克女真所疏离的边缘人群；金女真的光荣与辉煌也许从来没有进入过他们的共同记忆。现代学术研究可以把明代诸申中某些成份的历史渊源追溯到元明女真；或由诸申贵族的“王”、“金”、“古论”等姓氏名号而推想其源自完颜金时代的贵显世系。但它们同样不属于当日诸申的自我意识，虽然他们有可能根据代代口传而模糊地知道，某些姓氏标识着该宗族的贵显身份。

　　这里有两点值得加以强调。首先，金元之际，尤其是元末明初辽东局面的严重动荡，引起女真语人群间大规模的移动冲突及其社会状况的巨大变化。女真语社会因此也就在旧形势的全面崩解和新政治秩序的渐次重建之间形成某种“断层”，以至它后来很难再将自己的记忆追溯到此一断层之前。三田村泰助早已指出，一般说来，明代女真自己的族谱上限，多止于元末明初，这正是“满洲的女真社会在这一时期发生断层的结果”[15]。

　　其次，这种情况的发生，也与元明女真语社会内没有书面文化，因而缺乏书面传承的历史资源密切相关。女真小字仅行用于明政府和女真语各部之间。此外它既不通行于女真与李氏朝鲜的文书往来[16]，也不见使用于诸申社会内部。正因为它只有对明外交书面语的特殊功用，到15世纪中叶，辽东不少部落中已“无识女真字者”，所以要求明廷“自后敕文之类，第用达达字”[17]。到明后期，女真小字大概已成一种死文字，包括建州女真在内，诸部借用蒙古文以为书记渐成风气[18]。如果说外部世界是藉其对女真历史的连续书面记载，才得以跨越前述“断层”去追溯该人们群体的根源性，那么明代诸申却无法依赖自身资源这样作。满语中用以指称金元女真人的名词写作jioji，此乃汉语“女直”的音写，或者简直可以说就是一个汉语的借词。这表明满洲社会最初是经由汉文化的中介而认识金代女真的。乾隆后期组织人力考定“满洲源流”，成书凡二十卷；其所据亦多为汉文著述，当日满洲各部中直接关乎金女真的历史叙事，则一条也见不到。

　　这样说来，诸申之名，对于被它所涵盖的那个群体自身，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努尔哈赤致书东蒙古林丹汗说：“且明与朝鲜异国也，言虽殊而衣冠相类。……尔我异国也，言虽殊，而服发亦相类。”[19]冠服相类者未必属于同一族类；但它毕竟仍在激发某种同类相恤的感觉。在诸申共同体内，这种感觉自然就更为强烈。比相同的服饰发型更重要的是语言的共同性。据《满洲实录》，叶赫部首领曾向努尔哈赤传话说：“乌拉、哈达、叶赫、辉发、满洲，总一国也，岂有五王之理？”所谓“总一国”之语，满文写作“说一种言语底人众”（emugisungge　gurun）。同书又谓，自叶赫灭后，“满洲国自东海至辽边北，自蒙古嫩江至朝鲜鸭绿江，同一语音者俱征服。”其中“同一语音者”，满文作“一种满洲言语底人众”（emu　manjugisun　i　gurun）。天命六年（1621）正月，努尔哈赤祭告天地，祝辞称“将辉发、乌拉、哈达、叶赫同一语音者，俱为我有”。

　　所谓“同一语音者”，满语作“满洲的同一种言语底人众”（manjui　emu　gisun　i　gurun）[20]。或以为上引三处文字里的gurun，俱当以“部落”或“国”为解；但即便如此，它也是复数形式的部落或国的意思，所以仍然是指笼括了女直语诸部、诸国的更广义的人们群体而言。其蒙文对译词作ulus，在这里也是“人民”的意思。当然，这种对共同语言、共同冠服的体认，需要以能够感知超出该人们群体自身范围的外部生存环境作为前提。不过，在长达一二百年的时期里身处于被明政府和李氏朝鲜争相控制的局势中，此种知识在诸申社会内的传播自不待起始于努尔哈赤之时。它可能随着对诸申社会内最高统治权之争夺的激化而被利用和放大，但却不完全是那些部落政治家们的“发明”。这应当是某种久已存在于诸申部众之中的极具草根性格的共同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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