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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考古

满族如何形成一个民族共同体(下)

2013-10-02 20:35 网摘 作者不详 2837
从康熙时代开始,对“满洲”共同体的界定方式,还出现了两个十分值得注意的变化。一是布库哩雍顺的地位,由原先所称皇始祖而在康熙本的太祖实录里一变为“开基之始”,大清的始祖地位现在被钦定给努尔哈赤的七世祖都督孟特穆。今天看来,努尔哈赤的祖先世系中,似乎只有他的父亲塔克世(塔失)和祖父觉...


  从康熙时代开始,对“满洲”共同体的界定方式,还出现了两个十分值得注意的变化。一是布库哩雍顺的地位,由原先所称皇始祖而在康熙本的太祖实录里一变为“开基之始”,大清的始祖地位现在被钦定给努尔哈赤的七世祖都督孟特穆。今天看来,努尔哈赤的祖先世系中,似乎只有他的父亲塔克世(塔失)和祖父觉昌安(叫场)两代是实录,叫场之父“都督福满”及福满之父“锡宝失编古”未见于实录以外的其他文献,而自编古之兄妥罗、安义谟上溯至明初的都督孟特穆,似是移用建州左卫的正系童猛哥帖木儿及其后人的世谱。惟对康熙而言,在孟特穆以下,世系记录的确切性都是无可怀疑的;而孟特穆以上则已属于悠远难详的先世时代。布库哩雍顺的历史实在性,与猛特穆及其后的历代祖先们相比,在康熙朝之后的人们眼光里已变得有所区别[50]。

  第二个变化更加重要。如果说从努尔哈赤直到康熙时代以前,对诸申-满洲共同体的根源性言说,主要聚焦于爱新觉罗氏的历史渊源,那么在康熙时代,对满洲八旗部众自身的共同历史记忆开始成为界定满洲人的重要内容。这种划时代的意识,充分表现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冠序的《御制清文鉴》“满洲”条目的满文释语中:

  太祖高皇帝姓爱新觉罗,先世由长白山始振福运。长白山高二百里,周围八十里。由其山流出名为鸭绿、混同、爱滹之三江。[先祖]至白山之日出方向鄂谟辉野地之名为鄂多理之城子,平息其乱。以满洲为其国之名。由彼复移住赫图阿拉,今亦为发祥之地。其时,苏克素护爱满……[等十七处]地方皆来归投太祖高皇帝,俱从讨兆嘉……等[四十九]国、部而服之。总凡此等皆称为满洲。原文在“苏克素护爱满”和“兆嘉”项下,分别枚举17处地方和49个部、国之名称,兹不赘录[51]。

  这个统计做得极其粗糙。首先,被列入“来附”部落的,有所谓“安达尔奇爱满”(andarkiaiman),可以确知出于《清文鉴》编写者的疏漏。据《满洲实录》卷2,丙戌七月,努尔哈赤为讨伐尼堪外兰,曾趁夜穿越“相邻隔的敌对的部落”, 满文将此语写作andarki dain i aiman。是知此处所谓“安达尔奇”译言“相邻隔”,只是一个用作泛指的形容词,并不是专名[52]。另外,66国的大小不一,系属于不同分类层次的政治单元。如萨尔浒、嘉木瑚、安图瓜尔佳和马尔敦都是苏克素护爱满的分部,却被与后者同列为五国计入。最后,被这个名单遗漏的部落也不少。所以乾隆四十三年敕撰的《满洲源流考》,要对开国时“编甲入户”的东北诸部落重新进行清理统计[53]。尽管如此,由于这条释语具有“御制”的权威性,因此颁发之后,“从龙六十六国,归顺俱名满洲”一度成为当日回答“谁是满洲人”的某种固定言说[54]。乾隆三十三年(1768)冠序的《御制增订清文鉴》所载“满洲”条的释语,仍一字不易地照录这段旧文。

  国初“从龙”的共同历史记忆,当然在康熙时代之前早已存在。但只是到了康熙时代,我们才看到对这种共享历史意识的强调和提升,并用它来回答“谁是满洲人”的问题。需要强调的是,统治上层中有少数人对满洲身份界定的严重关切,并不简单地暗示着满洲人共同体本身在自然而然地成熟。真实情况可能恰恰相反。“谁是满洲人”这个本来似乎是不言而喻、根本毋需解释的问题,如今却变得越来越迫切地需要明确地予以界定了!此种形势的进一步发展,一方面直接推动了乾隆时代将满洲人集体记忆“世谱化”的大规模官方项目;另一方面,为进一步追寻这个“从龙”的人们共同体的历史根源,于是乃有对满洲源流的再探讨。而满洲共同体的集体意识之转型为前现代民族认同的历史过程,至是也就渐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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