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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考古

论清兵入关的文化背景(2)

2013-10-07 11:14 《清史研究》 张玉兴 2392
清朝开国进程中即从满族崛起至清兵入关,其文化背景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即努尔哈赤统治时期的文化探索阶段,皇太极统治时期的文化转型阶段和多尔衮摄政时期的满汉文化接轨阶段。
  这时社会道德的标准是以勇武为荣、以抢掠为荣。把抢掠“邻人”的财富视为当然,上上下下以一个“抢”字便可概括一切。这种文化心态、思想观念在满族初起阶段,对凝聚与统一内部力量及向外扩展时,无疑起了巨大的保证作用。可是当后金建国挺进辽沈地区,即广大汉人住地之后,便出现了尖锐的矛盾,产生了巨大的困惑。当女真人未进入辽沈地区之前的不断骚掠明边,抢掠人畜财物,已引起汉人的恐惧与仇恨,汉人视女真人为强盗。而后金挺入辽沈之后,对广大汉人实行残酷的奴役和高压统治,这种矛盾便激化了。广大汉人不仅难以容忍这种统治,更对其重财轻义,不注意辈份,不重伦理道德,不讲礼仪之情形视为野蛮。“非我族类,其心必异”。〔4〕内心的反感极为强烈, 反抗斗争便不可避免。这不仅仅是政治上的矛盾,也是两种道德观、风俗观即两种文化的矛盾与对抗。

  面对严峻的社会现实,后金的最高统治者努尔哈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认为汉人,特别是汉族读书人最不可信,“谓种种可恶皆在此辈”,〔5〕于是实行残酷统治和大肆屠戮儒生的政策,以强化其统治,表现出对汉族文化的强烈排斥心理。但长期以来以采集、狩猎为主的女真文化毕竟很落后,现实的发展向它提出一个最迫切的问题是文化建树该向谁靠拢?人们看到在女真——满族崛起时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文化上的突出倾向是向蒙古族靠拢。接受蒙古族文化,诸如新文字的创制、国家制度及统治机构的设置,乃至许多名称的起用等等,均摹仿蒙古。对汉文化采取疏远、戒备甚至抵制的态度。但蒙古文化与延续数千年之久,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汉文化是无法比拟的。汉文化的强烈感召力或巨大影响是客观存在。努尔哈赤在实践中也越来越发现汉族的体系完备的伦理道德观对维系统治与安定社会的巨大效能。于是便自觉与不自觉地向汉文化靠拢。其实,这一靠拢始自起兵初期。当然,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他喜欢《三国志传》与《水浒》,曾尊崇汉人谋士龚正陆,已接受了汉文化的熏陶,使他眼界大开。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他对汉文化曾采取抵制的态度,但却摆脱不了汉文化对他的巨大影响。就在他于辽沈地区大肆屠戮汉人之时,却又在仰慕汉文化,甚至宣传汉文化。很有趣味地是,他于晚年竟大讲起礼仪伦理并身体力行起来。

  天命十年(1625年)正月,努尔哈赤对臣下说,宗室里有二兄曾与我作对,“惟知贻我之忧”。还有乌拉岳母及叶赫岳母这两位岳母,曾“唆其夫与我为仇”。他说,尽管这几个人对我没有一点好处,但毕竟是我的亲族或亲戚,所以“敬爱之礼亦不可废”。于是他特意遣人将二兄及二位岳母,还有皇姨(皇后之姊)等人请入宫中。“延二兄于上座,贺正旦,行家人礼。”随后又“拜四妪”。“礼毕设宴”。努尔哈赤“跪而酌酒,令人奉之。”“宴毕,仍赐二兄补服衣,送还。”〔6〕大有克己复礼的味道。这种讲究礼仪伦常的举动(尽管有故意做作之嫌),在此前是绝对不可想象的。这年四月,努尔哈赤在一次大宴会上,训谕诸贝勒说:“语云‘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作乱者,未之有也。’吾后代子孙当世守孝弟之道,不可违也。”他又说:“其为长上者,居恒当和睦子弟。其为子弟者亦宜承顺关切可也。至于上待下,下事上,务以真心实意爱敬之,慎勿怀虚假之念。”〔7〕引经据典, 讲的完全是儒家的一套了。可见这时的努尔哈赤心目中,女真人固有的“德”的含义已经转变。

  当然,努尔哈赤的这些言行只是他生平中的部分行为,并未形成系统的概念,更未在全民族推广,形成全民族的共识。这时后金国里的大政方针,女真民族的文化生活习俗、道德观念等文化传统,并未发生变化,一切均照旧运行。后金国里存在的矛盾与问题依然如故。尽管如此,努尔哈赤的表现却也清楚地反映了女真族上层统治者的思想倾向,是努力适应新形势的文化探索,是文化转型的萌动。

  二、转型时期的文化

  所谓转型时期的文化是指由女真——满族的固有文化向汉文化,即中国传统文化的靠拢,并接受其文化的演变过程。这是皇太极统治时期的重要成就与 突出特点。

  皇太极继汗位后,清醒地看到了后金国所面临的严重问题,他以巨大的魄力,进行一系列重大政策的改变,其中着重点在于缓和满汉尖锐的对立与矛盾。对汉人的防范政策由严厉改变为宽松。他继位之初便做了惊人的宣布:凡以往潜逃明国与明国奸细往来而被讦告之人“概置不论”,而想逃未行被人讦告者也不予追究〔8〕。进而强调满汉一体,取消了强迫汉人充当满人之奴的满汉合住的做法,改为“分屯别居”,将相当多的一部分汉人从满洲直接奴役下解脱出来,编成有一定自由的“民户”。〔9〕重新修订《离主条例》,使已经沦为奴隶、 奴仆的汉人生命得到某种程度的保护。〔10〕这使尖锐的满汉矛盾得到某种程度的缓和,促进了社会的安定。尤为出色之举是大量招收和使用汉人知识分子。天聪三年(1629年),他下令考试儒生,从努尔哈赤残酷统治下幸存的三百余名生员中通过考试录用二百名,分别任用。其中一些人被安排到文馆任职,成为他日后时时咨询的秘书班子的成员而发挥重要作用。此举的重大意义更在于对满汉文化融合的昭示,清楚地表明了后金社会向传统文化的积极靠近。

  勇敢地大开言路。皇太极对招收的儒生特别是文馆秀才们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他放松政策,广开言路,鼓励这些智谋之士大胆进谏,各抒所见,以为后金治国安邦的借鉴。由于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的出现,这些儒士们直言无隐,纷纷向皇太极提出治国之方,强国之策。其中心内容是主张遵汉法,重礼教,行仁政,开一统之业。后金国中存在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都被他们看到并坦率提出。仅就天聪六年至九年的《奏疏簿》即《天聪朝臣工奏议》所载的奏疏就足以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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