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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考古

论清兵入关的文化背景(5)

2013-10-07 11:14 《清史研究》 张玉兴 2658
清朝开国进程中即从满族崛起至清兵入关,其文化背景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即努尔哈赤统治时期的文化探索阶段,皇太极统治时期的文化转型阶段和多尔衮摄政时期的满汉文化接轨阶段。
  难除的障碍。皇太极以高瞻远瞩的政治家气魄,希望消除满汉间的矛盾与对立,达到“满汉一体”,“毋致异同”的境界,而出现治平的盛世。为此,他把儒学做为满汉认同的思想基础,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但水已到而渠未成。直到他逝世前满汉两个民族根深蒂固的尖锐矛盾仍然存在,满汉文化心理上的差距仍然很大。这里有个关键的问题尚未解决,就是汉官们曾一再吁请、痛言立革的抢掠之风未除,八旗制下八家均分、八家平养的制度未变。因为皇太极不想改变。

  皇太极在许多领域、许多方面都有除旧布新之举,唯在这点上毫不动摇。早在皇太极即位之初,开始进行改革之时,生员岳起鸾曾提出应与明朝议和并将俘获的汉人“速行放还”给明朝,“否则亦当归其绅士,不可迟疑也”的建议时,皇太极断然拒绝。他说俘获之士民,乃“天之所与。岂可复还敌国”。最后竟以“蓄谋向敌”〔34〕之罪将岳杀掉。而当改革步伐加快的崇德三年(1638年)八月,礼部承政、甲喇章京祝世昌在上疏言事中,因提出“俘获敌人之妻不可令其为娼妓”的建议时,又一次惹怒了皇太极。被下旨“切责”,并追究其上疏的背景与同伙,结果株连多人。祝世昌被革职流放黑龙江锡伯地方,而协助其修改奏疏字句的启心郎孙应时却被正法处死。〔35〕皇太极口口声声要求群臣直言进谏,此时竟然冒诛杀进谏者的风险,是因为进谏者触犯了满洲抢掠、八家均分这一根本问题。可见在后金——清,其它问题可以讨论,唯独这个问题不可讨论,不可触动。这种抢掠之风不除,反映了一种思想倾向,即入关前的清统治者的根本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未变。这距儒家思想观念所应达到的要求仍有很大的距离。正如天聪六年(1633年)贝勒岳托所说,满洲的这种作风已使汉人“人怀疑惧”,“纵极力抚谕,人亦不信。”〔36〕这是坦诚的大实话。因为只要满洲的烧杀抢掠之风一日不除,汉人与之对抗的心理便一日不消,满汉间尖锐的矛盾与对立便不会缓解。

  当清于明清松锦大战中获得全胜之时,大臣们曾建议皇太极直取北京,夺取天下。皇太极却以伐大树为喻,说:“取燕京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斫削,则大树自仆。”以为此刻尚未达到明朝自仆的程度,故臣下之议“不可”,〔37〕加以拒绝。这里固然有军事力量尚待进一步加强的因素,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思想文化上的准备不足。满洲仍是不受欢迎的人,满汉严重对立的思想障碍的存在,皇太极心中是有数的。所以他对夺取天下仍然信心不足。只能在关外徘徊而难君临天下。满洲的形象不变,是难以被天下接受的。要天下还是要旧观,问题已尖锐地提到了清统治者的面前。这已是进一步改革不可回避的问题。

  三、接轨时期的文化

  就在清政权接连取得军事、政治的大胜利,就在社会心理与民族性格亟须调整与重塑之时,皇太极以暴疾溘然长逝。掌握清国实权的摄政王多尔衮,并未在已逝者开创的伟业之上驻足,而当千载难逢的良机来临之时,没有放过这一稍纵即逝的历史瞬间,在根本问题上立做决断,改弦易辙,基本上完成了满洲自我形象的塑造,终于开创出新的局面,从而顺利实现满汉文化的接轨,为清兵入关创造了水到渠成的良好文化环境,并顺利挥师入关,入主中原,使皇太极多年来苦心改革终结硕果。多尔衮决策的做出、满汉文化的顺利接轨是一个过程之后的结果。

  皇太极逝世不久,中国全国形势发生急剧变化。顺治元年,即崇祯十七年初农民起义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向北京发起进攻,明王朝已处于土崩瓦解的危急状态之中。形势的最新变化消息传到盛京,极大地刺激了清统治者多掠财物的欲望。四月初,清国统治集团决定趁此机会再次统兵入关劫掠。其实此时北京已于十多天前被农民军攻破,明王朝已经覆亡,不过他们尚未得知。摄政王多尔衮为顺利实现军事目标而紧急召见正在盖州温泉疗养的大学士范文程回盛京征询意见。四月四日回到盛京的范文程上书多尔衮,他指出明朝已四面受敌,不可救药,灭亡在即。所以此时正是“摄政诸王建功立业之会也。成丕业以垂休万祀者此时,失机会而贻悔将来者亦此时。”而“中原百姓蹇罹丧乱,荼苦已极,黔首无依,思择令主,以图乐业。”百姓的向背关系重大,黄河以北的土地不患得不到,恐怕的是收拢不住百姓之心得而复失。原来我国是与明朝争天下,现在则是与“流寇”即农民军较量。为了同当前这个主要敌人斗争获胜,夺取天下,必须争取人心。“为今之计,我当任贤以抚众,使近悦远来”,必须改变方针,不可再走入关抢掠,“惟金帛子女是图”的老路。否则将“徒劳我国之力反为流寇驱民也”。他提出这次入关一定要堂堂正正,“当申严纪律,秋毫无犯。”并大力宣传以往之所以“不守内地之由及今日进取中原之意”。为安定人心,入关后要坚决实行“官仍其爵,民复其业,录其贤能,恤厥无告”的政策。这样“大河以北可传檄而定也”。〔38〕这篇准确深刻的形势分析与苦口婆心的进谏震动了清廷。五天后,即四月初九日,多尔衮奉朝廷之命,以大将军的身份,统领满洲、蒙古兵三分之二及汉军全部,在礼炮声中离盛京启行,“往定中原”。〔1〕这与以前毁边入内地的“征明”、 “伐明”,已迥然不同。这是自满洲崛起、清朝开国的几十年来第一次战略方针的改变,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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