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国民党蒋介石撕毁国共两党签定的“双十”停战协定后,在美帝国主义的帮助下,大批地往东北运兵。国民党军队于1946年3月22日占领抚顺、辽阳。面对国民党军队的疯狂进攻,我辽东三分区各部队采取了灵活机动的运动战,分头抗击敌人的进攻。
徐东,解放战争中曾任辽东三军分区一团团长,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撰写过一篇回忆当年在抚顺地区开展游击战的文章(《星火》革命回忆录第六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9月第1版)。近日,徐岳克(徐东之子)先生将这篇文章转录成文字稿,发给抚顺七千年网站,并提供两张徐东先生珍贵照片。
这篇回忆文章,再现了六十多年前革命前辈的战斗情景。在那艰难的岁月里,战士们为实现理想勇于奋斗、敢于流血、不怕牺牲的精神,对处在和平时代的我们来说,无疑是一种激励。
感谢徐岳克先生!
作者简历:徐东(1919.4-1993.1.27)河北省满城县人。1938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一、第二军分区二十六团政治指导员、政治教导员,四团团直党总支书记、二营政治教导员、党总支书记,十九团副团长。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抚顺保安旅二团团长,辽东三军分区一团团长,安东军区警卫团团长,十五师四十五团团长,辽东军区卫生部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辽东省公路局局长,旅大市建建局局长,财贸部部长,辽宁省物价局局长,供销社主任,辽宁省人大第六届专职委员。
徐东(中),时任辽东军区三分区一团团长,1947年摄。(徐岳克 提供)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蒋介石撕毁了国共双方签订的停战协定,在美帝国主义的援助下,凭借军事上的暂时优势,分海陆空三路大举向东北进兵,很快抢占了我主动撤离的沈阳、鞍山、本溪、抚顺、锦州等大中城市。并指令他在东北的保安司令杜聿明搞了个“南攻北守,先南后北,各个击破”的作战计划,妄图把我东北人民解放军一举消灭。
时任辽东军区卫生部政委 1948年摄,(徐岳克 提供)
一九四六年十月,杜聿明纠集美机械化的王牌军——新六军、五十二军、二零七师等部倾巢出动向我南满的通化、安东(今丹东)、临江等地进犯。我南满部队,按照党中央“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建立巩固东北根据地的指示,迅速进行了战略转移。由抚顺、沈阳、本溪等大城市撤出的一部分部队,组成了辽东军区第三军分区。分区下辖三个团,我当时任基干第一团团长。我们在陈云政委、肖劲光司令员的直接指挥下,始终坚持战斗在本溪、抚顺、新宾、清原之间的方圆数百里的丛山峻岭之间。这里远离后方,地处敌人层层封锁之中,我们的任务是配合临江我主力部队牵制敌人,打击敌人,做我军的前哨部队;协同地方党、政组织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在敌人心脏建立敌后游击根据地,争取最后胜利。
(一)
一九四六年三月,我团撤出抚顺以后,奉命在新宾的永陵街、木奇、南杂木一线布防。主要任务是监视、侦察抚顺和沈阳方面的敌人,以配合主力部队保卫东线,保卫临江。
这一年的冬天冷得特别早,霜降刚过就飘了一场小雪。大自然似乎提前向人们预示:即要来临的将是一个严峻而寒冷的冬天。我们部队抢在结冻之前,抓紧时间构筑工事,进行练兵,准备战斗。一天,我正在二营防地巡视,作战参谋跑来报告说:接到三分区司令部电话,让我们团干部立即去开会。
军分区司令部的临时所在地设在蔡家堡子,我和警卫员朱景林同志骑马到了蔡家堡子,天已经黑下来。跨进司令部大院,我把马缰绳一丢,就直奔上房而去。只见两间屋的炕上、地下坐了满满的人,和往常不同的是说说笑笑的气氛不见了,大家都很严肃。分区司令员王振祥同志把我招呼到他身边坐下,旁边坐着政委王一伦、副司令员张捷勋、专署专员李涛、副专员陈北辰等同志。我意识到这是一个重要的会议。
王振祥司令员站起来,用威严的目光扫视了一眼全场,说:“敌人大举进攻,妄想把我军赶出南满,消灭在长白山老林子里,并进而进攻北满,以独占东北,统治全中国。军区指示我们,要坚持守住南满,没有南满,就没有东北。”他讲到这里,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因此我们不能有任何麻痹轻敌思想。国民党王牌军——新六军、五十二军、二O七师等主力很可能近日分兵两路,一路安东,一路通化,向我们发起进攻。”在谈到战斗任务时,他提高了嗓音,表现了一个指挥员特有的信心,说“我三分区的任务就是配合主力阻击向通化进犯的敌军,守住根据地。”说着他把视线转移到我的身上:“徐荣友同志(我当时的名字),你们一团负责第一道防线,阵地就在夹河、木奇、永陵一线,战斗打响后,你受四纵队统一指挥。为了配合四纵队主力打击来犯之敌,你们至少要迟滞、阻击敌人两天才能后撤。”
王一伦政委接着补充说:“这是我军撤出城市后的第一仗,一定要打好!”
我们接受了战斗任务后,心急如焚,几个团干部简单商量了一下,我就策马回二营防地。在营、连干部会上,我做了战斗部署和战前动员。这时,五连长李润同志汇报了一个重要情况:他们刚抓到一个敌人便衣,据供称:住在抚顺的敌五十二军连日来正在紧张抓兵备粮,很可能要出城作战。这证明,军区掌握的情况十分准确。于是,我命令全营要在拂晓前全部进入阵地。
次日,阴霾的天边刚露出鱼肚白时,前沿阵地报告:抚顺方向敌人已向我方运动。我从望远镜里看到敌人的汽车、炮车一辆辆向我阵地接近。敌人卡车还未停稳,尖兵搜索队就跳下来,猫着腰向前蠕动着,并以猛烈的炮火向我阵地轰击。我们指战员蹲在掩体里,个个怒火满腔。敌人一阵炮火轰击之后,搜索队开始向前拥来,接着步兵冲锋。这时,我军的冲锋号响了,战士呐喊着跃出掩体猛冲猛打,敌人鬼哭狼嚎滚下山去,后续敌人也吱吱哇哇往回跑。头一天敌人没能前进一步。直到太阳压山,敌人才无可奈何地停息了炮火。我命令团侦察连留在阵地继续监视敌人,二营撤下做为团预备队。
第二天,我把一、三营换上去迎击。敌人改变了主攻方向,从侧翼挤压我们,炮火更加密集,山石乱飞,林木起火,我们团指挥所周围,不断响着炮弹的爆炸声。王振祥司令员打电话询问战斗情况时,大声喊着:“听到了!听到了!震得我耳朵疼,你们那儿打得激烈,要小心,警惕敌人钻出去!”战士们打得非常顽强,机枪手富成全同志负了重伤,倚在石头后边继续还击敌人。黄昏,王司令员来电话,说我们已完成了阻击任务,命令我们在天黑后把部队撤下来待命。
黑夜,部队悄悄撤离了阵地。鏖战几天,同志们未得休息,又急行军向平顶山进发。平顶山位于新宾县的东部,地势偏僻,林木茂密,人烟稀少。我们赶到平顶山时,军分区、地委的同志已先期到达了。我们一进村,司令部就通知我和团政委何丁(何自全)、副团长文斌、政治处主任武锐同志马上参加一个临时的紧急会议。会上得知,这次国民党是大举向南满进攻,叫嚷:“到临江过春节!”就在敌五十二军进攻我永陵街的同时,敌人已分兵几路,沿铁路、公路以他机械化部队的优势闪电般的速度占领了通化、丹东、辑安、清原、梅河、海龙、桓仁、新宾、本溪等城镇,离我最近的新宾县老城、永陵、苇子峪、南杂木、木奇等线也已占领,仍有向前推进之势。
我们对敌人如此迅速抢占农村估计不足,再加上当时通讯落后,我们三分区与辽东军区司令部又失去了联系,我们被敌人卡断了后路,陷入敌人占领的铁路线、公路线的紧紧包围之中。根据这种情况,司令部决定将大部队划小,分别转移,分散活动。我和武锐同志带团部直属队和二营为前卫,向桓仁、清原方向挺进;张捷勋副司令员,何丁、文斌同志带我团一营由北路清原县向东行动;三营随分区司令部、地委、专署、新宾县委等机关跟在我们二营的后面行进。任务是查明情况,等待军区指示。
战士们转战于辽东山区。 资料图
散会后,我们几个团干部立即把贵重的军需物资分散带着,带不走的掩埋起来,以免行军拖累和受损失。大家都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今后的斗争可能更艰苦,但大家情绪饱满,精神镇定,相信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入夜,我带着部队走上险陡的山路,两侧是黑幽幽的山峰。走着走着,狂风骤起,森林呼啸,雨雪交加,残枝败叶扑面打来,使人难于睁开眼睛;远处还有稀疏的枪声。在这人烟稀少之地,很难找到向导,我们只好在山涧里打转转,等到了天亮了一打听,这一夜才走了十五华里。
一连几天翻山越岭,夜行昼宿,和敌人兜圈子。敌人拼命想把我们挤出去,却摸不到我们的影子。这天,我们走到新宾县东部小北沟一带,这里是一眼望不尽的丛山峻岭,怪石嶙峋,奇峰陡峭,雄伟壮观,真是天然的屏障。我被这里的险要地势、自然风光吸引住,便对武锐同志说:“伙计,这可是个理想的根据地。”他说:“不知这儿群众条件怎么样?”我们正说着,突然,新宾县委的民运部长黄文同志来找我们。他兴高采烈地嚷着:“老乡告诉我,咱们大部队过来啦,这回在我们这儿停几天吧,帮咱训练训练民兵……”。
一听他这口气,我才明白,他在这个远离公路、铁路的偏僻山沟里,带着一个朝鲜族连队开辟地方工作,对山外的形势变化还是一无所知。我们的突然到来,他还以为是侦察地形,训练部队呢。我们把外面的情况和打算在这里建立根据地的想法向他一讲,他很赞同,并介绍说,小北沟、红庙子相距五里,他在这里已作了几个月工作,当年杨靖宇将军就在这一带打过游击,群众觉悟比较高,这更坚定了我们的信心,于是决定前头部队就在此待命,等后续部队、三分区、地委领导到后再作决定。
地委、军分区随三营赶到红庙子后,王振祥、王一伦马上召集开会,听取了我们的汇报。大家听了我们介绍红庙子一带的情况后,做了充分的研究和讨论,一致认为红庙子、苇子峪一带地处沈阳、抚顺、本溪、清原、新宾、桓仁等地敌人的包围内,我军坚持在这里活动,就是在敌人心脏里插进一把尖刀。由于敌人的大举进攻,占领了中小城镇,他们的武装力量就更分散、孤立。周围的据点只能由敌杂牌军据守。我们在这一带站住脚,敌人主力部队东犯临江,我们就配合主力打击敌人;敌我主力撤回后,我主力部队在临江、通化之间据守;我们又可以以游击战术坚持在这东部山区打击敌人外围,攻其薄弱环节,配合地方政权发动群众,建立巩固根据地。以此消耗敌人,打击敌人,做钻进铁扇公主肚里的孙悟空。
伏击敌人。 资料图
大家越分析形势,信心越足。这次会议的决定,很快得到了辽东省委、辽东军区的批准。为了适应未来的斗争需要,军分区马上精简了后方非战斗人员,如医院、被服厂,加上机关干部等共千余人,仍由军分区副参谋长曹公和同志带往后方,我团派李润同志带一连把他们护送到临江。后来的战斗实践证明,我们所以能在敌后坚持八个月,并且配合主力部队取得了四保临江的胜利,是与这次红庙子会议的正确决定分不开的。
(二)
木奇位于新宾、抚顺之间,我们部队曾驻过这里。永陵街阻击战后,我部队暂时撤进了山区。就在这个空当,国民党军队占领了新宾、清原、南杂木、永陵街一带,使当地群众遭受了极大的灾难。他们到处抢劫财物,强奸妇女,打骂群众,无恶不作。各地的伪满军警、恶霸地主、流氓恶棍等社会渣滓,也从各个阴沟里钻了出来。他们造谣惑众说:“四纵队主力军完蛋了,三分区被打垮了,剩下的全被撵到长白山的老林子。他们不是饿死,就是冻死。”
正在敌人得意忘形的时候,我主力三、四纵队开始行动。我团奉命配合四纵把敌人赶回老窝,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十一月下旬,我们返回木奇。那天天气干巴冷,大家穿的空心袄,有的还未发下棉衣,风一打透心凉,但指战员情绪很高昂,真恨不得一步迈回去。作为一个团的指挥员,我的心情更是不平静。部队撤离以后,留下的村干部现在怎么样?老乡们和房东家遭没有遭到什么不幸?隐蔽在山沟里群众家的伤员的安全和伤势如何?藏起来的粮食、弹药和其他一些军用物资是否损失?我想了许多许多……
当晨曦洒向大地时,部队停止了前进。上级命令我把山头封锁起来,让大家在山沟里吃完早饭抓紧睡觉,可是怎么也睡不着,一心盼望派出的侦察员快点回来。快到中午时,执行任务的侦察班长王宪文同志回来了。他除报告了敌人的布防情况外,又带回一个令人悲愤的消息:我们部队转移时,留在草帽顶山下的几名重伤员,由于村里一个伪警察告密,敌人马上包围了山沟,闯进草房。他们逼伤员供出我军转移路线及埋藏物资的地点。敌人得到的只是伤员的痛斥,他们恼羞成怒,当场用冲锋枪把重伤员富成全同志打死了。指战员们听了敌人惨杀伤员的情景后,个个都气红了眼。为了给死去的战友报仇雪恨,同时警告那些伪警察、恶霸地主、流氓恶棍,在部队路过草帽顶山时,我们派出一个小分队,抓到了那个告密的坏蛋,就地处决了。
我们到新宾木奇后,同县组织部长庞然同志研究决定把敌人的联防团、保安队的小股武装拔掉。
当时金谷峪和苇子峪都驻着小股敌人,侦察员王宪文等同志探得两边敌人拉了一条电话线,以备及时呼应。我听了这个情况,觉得有文章可做。当夜幕一拉开,我们就派出一个班,把敌人电话线切断,让战士乒乒乓乓打起枪来,然后又和金谷峪的敌人通话说:“我是苇子峪,八路军小股部队叫我们打得向你们方向跑了,赶快阻截!”并同时告诉苇子峪敌人赶快出来阻击。两边敌人接到假情报,信以为真,慌里慌张接上了火,而我们的战士却爬上山头观起阵来。敌人火并一场,死伤不少。这时,我们才冲下山头横扫残敌,抓了十来个活的,缴了十几支枪。一箭双雕,我们把敌人两个据点全拔了。我们又和地方密切配合,发动群众,打击敌人,在整个三分区地面,先后打了大大小小的数十次战斗。
武装奇袭敌人据点。资料图
新宾县的形势稍为扭转后,我们部队又向抚顺县的马圈子、五龙、上下夹河一带挺进。这里群众基础不错,经过一段时间,许多青年参加了我们的队伍。这里是敌人的前沿,距抚顺市较近,我们要通过几道敌人封锁线才能到达抚顺。一路上,我们隐蔽前进。在一个山根底下的小村子里,还把几名呼呼睡觉的蒋兵缴了械。当我们披着满身霜花又到了曾经住过的地方时,群众总是又惊又喜,小小山村一片沸腾。干部、战士放下东西,帮群众打扫院子、劈木头,堆柴垛。武锐同志擦着那满是哈气的眼镜,比比划划地向群众讲形势;随我们一起进村的地方干部,抓紧一切机会到群众家搞串连,把表现不好的地主、伪警察等找来训斥,罪恶严重地抓起来带后方处理。我们在敌后打击了敌人大大小小的清剿队、保安队(老百姓叫他们清剿驴子)和一些小据点后,这些家伙整天把脑袋缩在据点里,不敢轻易出动,但也有趁我不备,钻出来抢劫老百姓东西的。我们总是寻找机会,找敌人薄弱环节,狠狠揍他们一顿。
根据各方面的情报,得知本溪县附近的清河城镇,驻有敌保安队一个“营”,这个营人数不多,人员大部是搜罗的伪军警、流氓、土匪等,战斗力不强,但干坏事出名。群众恨透了这些家伙。这里离敌人其他据点近,没设什么坚固工事。我们决定干掉他。我们采用了声东击西的战术,麻痹敌人,然后奔袭。我和武锐同志带二营和团直属队执行这一任务。为了迅速干净利落地干掉它,我们组织了精悍的突击队,队员们都选择作战英勇,机动灵活的一些班排干部和党员担任。他们都携带着短枪、手榴弹等轻武器。李润同志担任队长。李润同志是安徽人,到东北前是新四军二师的一个游击队长。他有勇有谋,当时只有二十四、五岁,个子不高,平时少言寡语,总谦和地听别人讲话,一双虎目笑盈盈地看着对方。可是打起仗来,判若两人,反应敏锐,动作麻利,像猛虎一样,威风凛凛。他到东北后,曾缴获一把日本战刀,平日总把大刀往背后一插。在剿匪时,我们牺牲了几个同志,他气红了眼,带个小分队冲到胡子窝,就用这把大刀削了几个胡子脑袋,是剿匪的优秀指挥员。
黄昏时,队伍出发了。到清河城要走五十里路,中途还要穿越敌人封锁线。部队除作战人员外,后边还有地方干部、民兵、担架队等。我们规定了联络信号,定了口令,在经过封锁线时,哪个连警戒,哪个连断后,都周密地布置妥当。虎口去拔牙就要拔的准,拔的快,拔的狠。
自入冬以来,同志们对东部山区的山路爬起来如履平地,唯有这冻指裂肤的恶劣气候对我们是个不小的威胁。我们团经常活动在这几个县的山山岭岭,整天和敌人周旋,在一个地方住不上三天又转移了。这次出发正值寒冬腊月,有的战士没有棉帽子,夜间围一条毛巾御寒。武锐同志吩咐把分给每个干部的军毯拿出来,发动群众给大家做帽子。这次很多同志就是戴着这种毯子做的帽子出发的。
辽东军区机关人员合影。
夜深,穿过层层密林,进入山径小路,越过座座大山,我们进到敌人腹地,同志们既兴奋又紧张,队伍前进的速度更快了。通过敌人封锁线时,队伍开始跑步前进。突然,大家听到远处传来几声清脆的枪响,队伍马上停止了前进。我边往前跑,边急忙掀开帽扇仔细谛听,枪声是对空射击。我们明白了,这是瞎放枪,给自己壮胆子的。我们到了清河城附近时,按原计划各连队分头进入了进攻出发地。突击队员们每人左臂上系上白毛巾。李润同志把胳膊一甩做个前进的姿势,几十名突击队员猫着腰,一下子消失在黑夜中。我和二营长魏连生同志紧紧跟在突击队后面向林里冲去,干掉敌人的哨兵,直插敌人营部。营部的敌人在梦中被惊醒,有的滚到地下,有的趴在炕上还没起来,围着被喊爹叫娘,反抗的被我军当场击毙,其余的乖乖地当了俘虏。
我冲到林中,后续部队生龙活虎,穿房跳墙直逼敌人居住的房屋,喊杀声响成一片。我跳在一个大门楼的石阶上,一声冷枪打在我脚下的石头上,火星四迸,朱景林同志一下把我推到墙根。这时整个村子像开了锅,机枪、手榴弹噼叭作响,战士们高喊:“谁跑枪毙谁!”“民主联军优待俘虏!”“缴枪不杀!”敌人像疯狗一样,从窗户、门跳了出来,乱成一团,有的举手投降,有的藏到锅台、门后,牲口棚里。我军战士把他们搜索出来,缴了枪,送到俘虏堆里。地方干部和担架队员忙着押俘虏,抬着缴获的物资。魏连生同志叫大家快运、快撤。我们以闪电般速度离开阵地,以防碱厂、本溪敌人出来增援。大家草草打扫了一下战场,马上返回。我看看表,这场击溃敌人一个营的战斗,只用了一个小时就结束了。
这次战斗我们付出的代价很少,活捉了五十多个俘虏,缴获四五十支枪和一些弹药、物资。周围的敌人也没敢轻举妄动,他们怎能料到,我们竟跑到他们眼皮底下咬了他们一口。
(三)
一九四七年的春节快到了。多次企图夺取临江的国民党军队,并没因屡遭挫败而死心。他们像输光了的赌棍一样,这次下了最大的赌注——又调集新六军等主力,第三次向我临江进犯,而且扬言到临江过春节。
此刻,我团已转移到冈山一带。冈山在新宾东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也是敌人进犯临江的一个要道。冈山高耸入云,山上的白雪,呼啸的狂风,使这高寒地区的气温经常在零下三十多度。几个月的转战,指战员的衣服已破烂不堪,头发盖耳朵,虱子成团,许多同志病倒了没有医药,冻伤很普遍,部队只能向群众买点红辣椒,烧水洗洗。患感冒、发高烧的都都没什么药品治疗,派出去几批人到临江后方去取,往往得通过五六道敌人的封锁线,有的同志为此牺牲在中途;就是弄回一点药也不够用,所以战士闹病,不声不响,到了村子往碾子房跑,帮老乡推碾子、拉磨,围着磨道呼呼跑,跑出一身大汗,用这种方法治感冒。春节将临,当时新宾县委历尽辛苦为战士储备了点猪肉和细粮,准备和当地的群众共同度过快乐的一九四七年春节。各连战士,抓紧战斗空隙,有的搓麻绳补鞋,有的补棉衣,缝裤子;还有的剃胡子,剪了头。助民劳动搞得热热闹闹,整个山区洋溢着欢乐的节日气氛。
就在这时,辽东军区电示我们:敌人又一次要进犯临江,你们要在冈山、曲麻菜沟一线狙击敌人,配合主力粉碎敌人进攻。一听说有战斗任务,驻地的气氛骤然变了,大家刚刚松弛一下的神经又绷紧了。经过几个月的战斗锻炼,队伍已不是一保临江的情形了。我军不但士气高涨,队伍纯洁,而且群众更加拥护我们。一听说要和国民党王牌部队作战,各营、各连干部立即拥到团部请战,都要求在第一线狙击。特别是三营营长蒲国祥同志,他是个三天不打仗就手心发痒的人。这个四川人,个子高,大宽身板,一笑露出一颗镶金边的白牙,说起话来总习惯忽扇着大蒲扇般似的大巴掌。不知为什么,他一讲话就对别人有一种磁石般的吸引力。这个同志是抗日时期的老营长、老红军。到东北后,忍受着酷寒的威胁,饮食的不习惯,在爬冰卧雪的战斗中总以身作则冲在最前面。行军时,有的战士鞋磨漏了底,他把自己的鞋脱给战士穿,部队一到驻地,他又帮战士烤鞋,又是给小战士暖脚、搓脸。可自己鞋底漏了天,鞋帮冻在脚面上脱不下来,只好用刺刀把鞋帮割开,一看脚冻得像紫萝卜似的,感动的多少指战员掉下了热泪……这次我们就把第一线狙击任务交给他率领的三营,是非常放心的。一营担任左翼,二营为预备队。我们团指挥所设在三营后边的一个山沟的两间小房里。
除夕,没等迎春的鞭炮点燃,战斗的枪声打响了。敌新六军二十二师一个团以各种精良的美式轻重武器,向我军阵地整整打了一天。我站在指挥所的高地眺望。这时的敌人,也不像去年那样嚣张了。敌人始终在原来的地方打磨磨。黄昏时分,敌人炮火停息了,他们灰溜溜的撤出阵地。然而被炮火击倒的树木,还冒着青烟,空气里混杂着硝烟和木炭的呛鼻气味。这时,我军除了留下少数人在山上继续监视敌人外,其他人撤下来休息。当我从阵地回到团部,又一年的春天已经到来了。但是紧张的战斗,使人早已忘记了这是除夕之夜。
在团部狭窄的小屋里,除了我和几名守着电话机的参谋等候上级指示外,炕上和地上横躺竖卧地睡满了刚从战场上下来的战士、通讯员们,一天紧张战斗,大家确实累了,这时谁也不忍心去惊动他们甜甜的睡梦。
大年初一来到了,指战员迎着又一个春天的第一道阳光进入了阵地。这一天的战斗仍然特别激烈。傍晚,王振祥司令员亲自来到我前沿阵地,我陪他到前沿视察情况,敌人一个劲乱放枪,瞎打炮,子弹凌空嗖嗖直叫,射到我们脚边的雪地里噗噗响。我们担心他的安全,他还是坚持看完才离去。临走时,他命令我们,要再坚持几小时。并一再嘱咐,不要把战士冻坏了,一定完成任务。
当天夜里八点多钟,军区说我团已完成狙击任务,马上向路北清原县境转移待命。
部队回师应该是轻松的,但是往清原走,必须经过敌人的较大据点汪清门,这是条大路也好走,但现在已成了敌人的据点,庞大的队伍是过不去的。这样我们就要绕小道爬山而行,从敌人的空隙钻过去。高寒地区冬季主要交通工具是爬犁,用不上了,而马也只能牵着走。沉重的枪支弹药、军用物资只好分散在每个人身上背着。虽然连续战斗了两天两夜,身上的分量又加重不少,但整个队伍仍然精神抖擞,很少有人掉队。在万籁俱静的夜里,跋涉在没膝深的大雪堆中,每个人脚下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非常和谐好听。遇到下坡路滑,大家小声传送着:“小心点,要坐滑梯了。”于是一个接着一个的从上往下跐溜跐溜地滑下来,年轻的小战士还调皮地说:“太好了,太好了,我还没滑够呢。”有的说着就碰到山下的石头上,有的连着几个人滚翻,谁也不在乎。可最艰难的是炊事员老王。他挑着笨重的饭锅,在下坡时一打滑,一个跐溜就往山下滚,他没命的去抓锅,叫锅沿把脸碰破了几道口子,顺脸淌下的鲜血,凝成了血浆。他对自己毫不在乎,敲敲锅喃喃自语说:锅没裂,好铁!好铁!
遇到上坡,同志们你推我拽,互相拉着。我那时身体很虚弱,夜里盗汗,白天衣服烤不干,总感到后背一块冰块似的凉。上山吃力,有时双手拉着马尾巴攀登着。这时我还不知肺病已缠身了。天将破晓,爬过一个大岭,我回头看看走过来的队伍,根本分不清是谁,只见每个人的帽檐、耳扇子都结成了大大小小的冰溜子,眉毛、头发梢、胡须全是厚厚的白霜,只有从一双双发亮的眼睛里和露着白牙的笑声中互相呼唤着姓名。在那冰天雪地的东部山区,多少个夜行军,都是这样度过的啊!
当我们到达驻地休息,很多同志脚和鞋冻在一块了,鞋脱不下来。有经验的同志把鞋慢慢脱下来后,用雪搓脚慢慢缓。九连一个副指导员小胖子,用手猛搓脸,掉下一层皮露出红赤赤的肉来。尽管冻成这样,可他们却把枪保护得很好,战士们怕冻了枪栓,都把枪紧紧搂在怀里,有个好开玩笑的战士,刚一到驻地在院子里拿出枪比划说:“乖乖,我抱你睡了个足觉,我还未休息呢。”说着把枪往嘴上一贴,一下沾掉一块皮,引起在场同志哄堂大笑。
现在回忆起这段历程,真是战斗岁月,令人难忘啊!
尽管严冬恣意肆虐,但终究阻挡不了春天的来临。
进入一九四七年夏季,东北战场的形式就像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一样,我东北人民解放军顶住了国民党军队的冬季进犯,马上就要组织大反攻。敌人在南满向临江的四次进犯,均以失败而告终。这是敌人不得不由进攻转入防御,先后撤出了辑安、恒仁、安东、通化、梅河口一线,紧紧地龟缩在沈阳、抚顺、本溪等几个大城市里。为了迎接新的大反攻形势,四七年五月,我团整编为第一、四两个团。原副团长文斌任一团团长,蒲国祥任四团团长、武锐任政委。我因病到后方治疗,丹东解放后,我调往辽东军区卫生部任政委。在四保临江最后一仗中,蒲国祥、武锐带着新四团,在宽甸县红石砬子一次战斗中,为了掩护部队冲出敌人包围圈,均壮烈牺牲。
三十五年过去了,在我们战斗过的地方,葱茏的草木铺满了大地,山山壑壑鸟语花香,一幅幅美丽的画卷正激励着人们更勤奋地劳动。每当看到这些,就更激起我对牺牲同志的无比怀念。武锐、蒲国祥、李润等同志,以及炊事员老王,马夫老耿等许多同志的形象时时出现在我的眼前。还有一些不知下落的同志,他们的影子也经常在我脑际环绕……
本文刊登在《星火》革命回忆录第六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9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