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近照（2010年）

    那是2013年8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因杨永春同学从美国回来了，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在城东新区的香里乡亲土菜馆欢聚一堂，为杨永春接风洗尘。这些同学里，有的还时常见对面、时常聚会，有的已经好久不曾谋面了，有的甚至从毕业到现在38年了这是第一次重逢。同学们难得有机会聚在一起叙叙旧，这回借杨永春回国的“光”相聚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唠不完的嗑。席间，推杯换盏，酒酣耳热，杨永春谈起了在美国的生活，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数起了曾经和正在美国打拼的同学们——冯开胜、康明菲……大家问，杨永春，你在美国混了这么多年，英语一定说得相当不错了吧？他以“No，no，no”作答。这时，有同学打趣地说，英语有什么难学的——我是“爱”（I），你是“优”（you），来是“卡姆”（come）去是“够”（go）。高是“害”（high），低是“漏”（low），见面先要说“哈罗”（hello）。是是“噎死”（yes），不是“耨”（no），问好要说“好啊优”（how  are  you）。快是“发斯特”（fast），慢是“思楼”（slow），再见“细油特帽柔”（see  you  tomorrow）……听罢，同学们哈哈大笑起来，直嚷总结、概括得很准确。

    我是1970年初升入由民主小学和市十一中学合并而成的十年制一贯制学校——遵义学校的。中学毕竟不同于小学，新开了不少课程，其中最让我们感到新鲜和好奇的，当属英语了，我们都怀着强烈的兴趣和浓重的神秘感来上英语课。特别是那位又矮又胖的孔老师，是一位南方人，说汉语都有点儿怪腔怪调的，说起连珠炮的英文来，初次接触英文的我们更是一头雾水，一句话也听不懂。

    而她偏偏喜欢用英语与我们对话和交流，这或许是因为她的普通话说得不大灵光的缘故吧。至今记得她第一次给我们上英文课，尽管事先我们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但矮小的孔老师一走进教室的门，就高声来了一句“撕蛋的阿泼”（Stand  up）！我们面面相觑，不知是什么意思，谁也没有动弹。等她解释清楚，又说了一遍“撕蛋的阿泼！”我们才不紧不慢地站了起来，反复训练了好几遍，我们适应了这种条件反射，每当她一进教室还没等她喊出“撕蛋的阿泼！”我们就都齐刷刷地站立起来了。

    孔老师用她那嘶哑的嗓音教我们说“请坐”的英文时，也如出一辙，甚或更胜一筹。看到我们都站好了，孔老师来了一句“塞裆扑栗子”（Sit  down  please）！大家“哄”地一声都笑了——“扑栗子”？太好了，哪儿有栗子让我们扑？而孔老师一脸严肃，立即制止了我们的哄笑，认认真真地告诉我们这句英文的含义。

    可是还是有好几个同学低下头去偷偷地反复叨咕“扑栗子”、“扑栗子”，“吃吃”地笑个不停。再后来是教我们说“顾得猫宁”（Good  morning）、“顾得衣乌宁”（Good  evening）、“顾得阿夫秃怒”（Good  afternoon）、“顾得白”（Good  bye）和“好度又度”（How  do  you  do）……这些我们记得都很牢，因为它们绝大多数都姓“顾得”，只有一个姓“好”，而“顾得”的英文含义也是“好”。

段洪生和杨永春刚走进教室，被陈勇偷拍到了。

    其实，这些都是正式上菜前的小围碟，是大餐前的开胃点心而已，我们真正要学习的英文，是“郎立乌全面貌”（Long  live  Chairman  Mao）、“郎郎赖夫全面貌”（Long  Long  Life  Chairman  Mao）!有的同学发音不准，总是把“long  live”念成“狼溜”，好心的同学提醒他念“郎立乌”，不要念成“狼溜”，可他总是改不过来。

    孔老师还教导我们：“chair”是“椅子”，“man”是男人（单数），那么“chairman”就是“坐椅子的男人”的意思，也就是“主席”。我当时想，英国人当官儿可真容易，坐上一把椅子就是主席了！后来想想也对，中国人不也讲“坐交椅”吗？坐上头把“交椅”不就是当上最大的头儿了吗？皇帝坐的宝座不也叫“龙椅”吗？这样一联想，对“毛主席万岁”这句英文从发音到拼写都记得刻骨铭心，一辈子也忘不了了。

    光会说“Long  live  Chairman  Mao”还不够，还得把那位副统帅、接班人给毛主席戴上的4个光环（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也用英文说出来，即“great  teacher”、“great  leader”、“great  commander”、“great  helmsman”。哈哈，这回才算完整了。

    在“教育革命”和“教育为政治服务”的大环境中，英语教学也必须紧紧跟上当时的政治气候，必须担负起严肃的政治任务，这在现在看来十分荒唐，但在当时却是天经地义，绝对不容质疑、神圣不可侵犯。想想心里也坦然，不管学什么，总比“停课闹革命”那会儿强多了吧？总会多多少少学到一点儿东西吧？跟“郎立乌全面貌”同样让我们重点学习、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郎立乌遮康缪尼斯特帕蒂熬夫拆那”（Long  liv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它的含义是：“中国共产党万岁”。

    相应的，还学会了经常与之相配套使用的3个英文单词——“great”、“glorious”、“correct”，含义分别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它们常常放在“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的前面。

李占荣（右）和小伙伴学《毛主席语录》。   

    孔老师教英语的最大特点，是每堂课自始至终充满激情、完全投入，她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火，把讲台下面学生的心都点燃了，看着她在教室前面一会儿挥手，一会儿握拳，我们也都不由自主地跟着她声嘶力竭地高呼大叫了。

    最有意思的事情，发生在我们学习英文“打倒”这个词的时候，“Down  with  Liu  Shaoqi”（打倒刘少奇）、“Down  with  American  Imperialism”（打倒美帝国主义）、“Down  with  Soviet  Union  Revisionism”（打倒苏修）、“Down  with  Reactionaries  of  All  Countries”(打倒一切反动派)……一时间，课堂上下，校园内外，一片“荡喂死”的叫声，一会儿“荡喂死”这个，一会儿“荡喂死”那个，同学之间也“荡”来“荡”去，看谁不顺眼，就“荡喂死”他一下。

    那时候，已有小道消息传出刘少奇已经含冤去世，我们在口口声声叫嚣“荡喂死刘少奇”的时候，心里多少有点儿忐忑、有点儿不忍：“一个已经死了的人，我们还‘荡喂死’他干啥？”这个想法刚一冒头，我们马上又绷紧了“阶级斗争”这根弦，告诫自己要发扬鲁迅“痛打落水狗”的精神，绝不能学那个愚蠢的农夫去“怜悯一条冻僵的蛇”，何况他还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被永远开除出党的“叛徒、内奸、工贼”呢！毛主席不是谆谆教导我们说“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嘛！

    站稳了阶级立场，坚定了革命信念，我们对在英语教学中的许多内容就更加心领神会，更加触类旁通了。虽然还没有真正理解“阶级斗争”的含义，我们也要用英语学说“never  forget  class  struggle”（“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而“class  struggle” 的发音，我们找到了一个生动而形象的窍门——“克拉死死抓狗”！既然是阶级敌人，我们就要“克”他、“拉”他，直到把他“克死”、“拉死”；这还不算完，还要“死死抓住”这个“落水狗”，让他永远不能逃脱、永世不得翻身。这样一来，我们对“class  struggle”这个英文词组就烂熟于心，想忘也忘不了了。

    在当时那种政治形势下，我们当然要配合阶级斗争的需要，大学特学“working  class”（工人阶级）、“poor  and  lower-middle  peasants”（贫下中农）、“red  guards”（红卫兵）、“comrade”（同志）、“class enemies”（阶级敌人）、“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无产阶级专政）.之类的英文词组，从此，头脑里“阶级斗争”的弦想不绷紧也办不到了。

    孔老师对待英语教学，不仅高度负责、绝对认真、激情四射、活力十足，而且擅长启发式教学，善于寓教于乐，经常用生动活泼而形象有趣的方式方法激发我们的学习热情和兴趣。每次教课，她都表情丰富，语言生动，音调高亢，动作有力，经常走到学生的跟前，侧耳倾听和耐心辅导学生的发音，不厌其烦地纠正学生的错误发音。为使我们正确地发出“H”、“J”、“L”、“M”、“N”、“W”等字母比较特别的读音，孔老师张大嘴巴，让我们看她的舌头在口腔里的位置，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发声，学得我们嘴巴又痠又痛，别说她了。

    即使在4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还会唱孔老师教给我们的那首英文字母歌——A、B、C、D、E、F、G……不是因为它易学好唱，而是因为孔老师的教学方法实在是太有个性、太有特色了，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一提起她，一想起她教我们学英语的情景，那首A、B、C、D、E、F、G……就自然而然地从心底流淌出来了。

    英语课开讲不久，为了让我们记住单词、熟悉英语的语言习惯，孔老师为我们编了一支英文儿歌，教我们朗诵——“The  sun  is  red /The  sun  is  bright /The  sun  is  Chairman  Mao /We  love  Chairman  Mao……虽然歌词内容摆脱不了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没有什么新意和有趣之处，但因朗朗上口，节奏欢快，特别适合初学者，我们很快就都学会朗诵了，直到现在，我们还可以顺嘴就流利地背诵出来，真是“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

    此外，我们现在也清晰地记得孔老师教我们唱《I  Love  Tian’an  Men  in  Peking》——那时候“北京”一词的英译还没有统一规范为“Beijing”——时的情形，还清楚地记得这首歌的每一句歌词：“I  love  Tian’an  Men  in  Peking /The  Sun  rises  over  Tian’an  Men /Our  great  leader   Chairman  Mao /He  leads  us  marching  on……” 带领和指挥我们唱这支歌的时候，孔老师那生动的表情、那有力的动作深深感染着我们每一个同学，她那矮小的身躯里仿佛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巨大能量，我们都情不自禁地越唱越起劲，越唱越卖力，简直是使出浑身解数了。

    她还利用单弦的曲调编了一支英文歌曲，让聪明好学、成绩出众的英语科代表耿秋月和另外3名喜好英语、口齿伶俐的女同学在全校登台演出，获得师生的一致好评，好像还得了个什么奖！“classmate”（同学）、“classroom”（教室）、“class”（班）、“grade”（年级）、“middle  school”（中学）……经过孔老师的教授，这些英文已经牢牢地嵌在我们的脑海深处了。 

小时候的耿秋月。 

    到了“七五九”班后，在“反回潮”还没有兴起大风大浪时候，各所学校还真的像模像样地上过几天课，老师也觉得大显身手的大好时机终于来到了，学生也觉得可以多少学点儿真东西了。一次，老师按照学校的统一安排，对学生进行了一次英语摸底测试，试题很简单，就是把几个汉语词汇翻译成英文，再把几个英文单词翻译成汉语。

    这对我来说太“小儿科”了，简直易如反掌，好似囊中取物，很快就都一一翻译出来——除了一个例外，那就是把汉语的“铅笔”翻译成英文，把我给难住了。我也知道“铅笔”的英文发音，也知道它的前半部分是“pen”，是“笔”的意思，但后半部分怎么拼写，就怎么也想不起来了。那时候也是男女生同桌，我的同桌是哪位“美眉”我记不得了，但那天我的邻桌是我班有名的美女兼才女——林颖，真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天无绝人之路啊。

    林颖人长得清纯、端庄、秀气、白净，从来不多言不多语，在课堂上安静得像一只柔顺的小白兔，下课后也很少加入女同学叽叽喳喳家长里短的吵闹之中，而且爱学习，功课好，成绩呱呱叫。以列为单位，我们在教室里的位置每周都进行一次“乾坤大挪移”，这周正好赶上与林颖为邻，真是苍天有眼、天助我也。

    我实在想不起来“铅笔”的英文怎么拼写了，就扭过头去隔着过道悄悄地问坐在我右侧的林颖，可是，也许是她神情过于专注，没有察觉我的求救信号，也许是她自顾不暇，无力向我伸出援手。

    总之，她对我求援竟丝毫没有反应，完全采取了“默杀”的态度。无奈之中，我根据“铅笔”的英文发音，大义凛然地挥笔写下“pensoul”，然后义无反顾地走到教室前面，把卷子“啪”地一声拍在讲台上，瞅也没瞅还伏在课桌上奋笔疾书的林颖一眼，头也不回大踏步地走出了教室。到了门外，我急忙从书包里掏出英语教课书，翻到相关那一页，定睛一看，脑袋“嗡”地一下大了——错了，错到十万八千里去了，应该是“pencil”！哪有什么“pensoul”？翻遍整本英汉词典也找不到这个单词，纯粹是我杜撰出来的。

林颖。

    是啊，毕业快40年了，尽管我的英语一直没什么长进，但我始终没有完全放弃它，而且坚信总有一天我会真正使用上它。我常以“没有语言环境”、“缺少锻炼机会”为自己英语的止步不前寻找开脱的借口，但从某种实际情况看，这也是一种实情。

    前些天，包括北京在内的多个地区开始拿英语“开刀”，作为革除应试教育弊端的突破口，有的下调高考中英语分数的权重，有的决定“小学三年级前不开英语课”，如此等等。我对这些“改革举措”却不敢苟同，我认为，一个人的目光不能太短浅，学英文也不能太功利、太势利。其实，不管你对英语抱什么态度，你学或者不学，考或者不考，英语就在那里，它是一种交流的工具，也是我们对外开放、走向世界的必经桥梁。

    更为重要的是，在我们向全球推广汉语和中国文化的过程中，英语已经成为一门重要的辅助教学语言。所以说，英语，我们还是不要小觑它，不要轻视它，更不要把什么脏水都往它身上泼，把什么罪过都往它身上记，这不公平。

李占荣和林颖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