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战犯管理所五十年(上)(6)

　　（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接过特赦通知书）

1975年3月23日下午，叶剑英、华国锋、吴德等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了第七批获得特赦释放的战犯代表，他们中有黄维、李九思、王秉钺、陈士章、沈策、文强等27人。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讲了话。黄维、文强等特赦释放人员代表也当场发言，纷纷感谢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宽大处理。接见以后，所有特赦释放人员在北京进行参观访问。

　　想起这些，对他们还是很是很恨的，所以，开始时对他们是很严历的，安排他们学习，给他们开会，往往抱着严历的训斥的态度，组织他们劳动时，就死死的盯着他们，只让他们干活，不管他们休息，对他们的劳动、学习等寸步不离，领导和老同志看出后，告诉我要‘形势缓和实际严’，要讲方法，注意影响，我是党专门学校培养的政法干部，又是所里的共青团的书记，不能不听党的话，不能感情代替政策，以后我就改正了，就很认真很注意的讲究方法，按政策教育改造他们了。

　　大水考验

　　战犯管理所地势低洼，每年雨季，大街上的水就往院里流，小雨靠院内地下排水井，还可以把积水排出去，遇上大暴雨，连雨天时，不仅大街上的水往院里流，就连院里的排水井和走廊里的地下道也往上冒水。

　　一九六0年，是三年自然灾害的头一年。七月末，抚顺就下了好几天的大雨，那一天夜里，又下起了大暴雨，因就我一个人住在所内办公楼下的管教科对面的独身宿舍内（即溥仪与李玉琴的同居室）。狂风暴雨把我惊醒后，发现走廓里的水往室内流，洗脸盆和穿的鞋像小船一样荡来荡去，室内室外一片汪洋。我急忙跑到楼上向总值班的报告，又赶紧跑到家属居住区向代所长刘风魁报告，然后又跑到监舍内叫醒值班管教，首先把战犯转移到安全地带后，再抢救物资和战犯的物品，日本战犯铃木启久的东西最多，他见自已的七个军用皮包，两个民用柳条包，还有手提包里的东西一样不少，特别是金筷子和金笔都还原封不动的放在包里，便用流利的汉语对我们说：“金筷子和金笔很贵重，我以为这些东西早已不存在了，事实教育了我，先生们真是廉洁清白一尘不染。”